李铁：我们每次讨论京津冀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所以在国内，至少在北京权威性的专家都可以请到。第二个关于新京报，新京报的论坛我们有一点忐忑不安，一般新京报所发表的文章至少我看了一些污染的事情，虽然历经很多的波折，也算是解决了，看来总书记总看新京报，领导都看新京报，我们说话也要注意一下。第三个，讨论新京津，规划出台了比较难讲，老话该说都说了，新的规划怎么表达意见，也需要反复的斟酌，这两天特别忙，我就很新京报有关的领导商量到底说什么，昨天晚上我还是觉得不讲京津冀的问题，讲一些道理，避免一些误会，我们讲城市发展规律的关系，最近和有关方面在讲，三大战略，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看起来都有区域问题，回避不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区域之间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交通问题，天然气管道的问题，包括网络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点无非就是城市问题，所以研究城市的发展规律，恐怕所谓的区域问题，核心就是城市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也可以延伸到一带一路，甚至更大的题目。这个可能是我们研究的基本的出发点。
研究城市到底有哪些城市呢，国际城市太多，最近我们参加了一些国际化的论坛，我觉得真正要学的还是东亚，东亚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日本、韩国和台湾，看东亚走过的模式，看中国发展规律，再看城市发展比较有借鉴的意义。
第一个就讲中国的城市化，总人口规模，我们有时候经常谈到各种规模，喜欢引用国际经验，最近我反复的强调，有一些国际经验，我们需要借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域之间的区别。首先是人口规模，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边界效应递减，但是我们发展城镇化的总量和数字，比例和国际相比没有可比性，人口规模太大。
我到韩国去讲，城镇人口是韩国的多少倍，我们整个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很多的问题前提条件是不一样的。
看京津冀也是如此，如果作为一个地区来讲，总人口规模是韩国的一倍多，城镇人口是日本的1/2，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区域发展。发展阶段差距就比较大，京津冀的城市化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和韩国、日本比，和韩国有二三十年的差距，和日本有四十年的差距，如果再细分开，整个的河北差距非常大，在这个情况下看区域问题，甚至就不是三五十年的差距，甚至更多。
产业结构，北京和发达国家相当了，我们分析任何国家的产业比重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一般都是工业的两到三倍，甚至四倍，天津就是1：1的比例，天津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作为城市还不够好，就是因为城市的社会福利相对集中，还是工业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这个阶段还要进一步的改善
河北不用讲了，基本是二产居多，服务业较弱。虽然韩国的产业比重是59.4%，但是韩国的服务业比重是76%，我们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来讲，一旦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服务业为主，不仅会对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产业结构发展的类似于形态等等，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特大城市的人口比重，我们很多人提出到底是发展到城市还是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实际上国际的规律都是向大城市聚集。很多人举例子，德国有二战，东西德分制，导致了德国走了一个中小城市发展的道路，日本和韩国基本上也是特大城市为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虽然我们人口多，但是日本特大城市，东京占了14%，韩国占22%，中小城市在这些国家占的比重都不大，但是我想我们研究日本的时候，研究韩国的时候，向特大城市人口集中的趋势，只有城市化饱和的时候才会相对停滞，但是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只有39%，所以这个应该是符合国际经验的，但是我们现在人为的想把这个特性用行政的手段逆转，我们要进一步的深思，符合不符合国际的规律。
中国特色，有一个特点，行政和市场的共同推动，我们知道社会城市，我们怎么样来把行政的东西和市场的东西分开，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特别是最近做一个调查，中国现在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特大城市，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吸纳人口的增长率在50.4%，越大城市发展的越快，再有就是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吸纳人口快。往往我们地级城市吸纳的人口过慢，原因是我们过多的想追求快速发展，过多的追求城市形象，这是今天重点讲述的原因。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都市圈，我们讲京津冀都市圈也是两个特别大的都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天津。现在我们很多人设想，都市圈是不是可以延续到整个河北，产业是不是可以向河北迁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北京五环以内，日本东京核心区人口密度差不多，北京是一万到一万五，日本是一万四，首尔是一万七。但是你注意一下，三十公里的半径是在日本来讲最佳的半径，什么概念呢，2700平方公里，如果270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一万人的密度就是2700万人，我们现在才1477万人。
然后我们看日本，日本是有多个新城，都是30公里半径之内，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发展前景，可是我们在制定京津冀经济圈的时候，如果把范围扩大到100公里，200公里之外这个和特大城市辐射有必然的联系，成立不成立需要我们考虑。
韩国城市群，韩国的安阳外迁，首尔也外迁，不是仅仅考虑都市圈人口过度膨胀的问题，是考虑到韩国的首尔离朝鲜太近了，经济和军事不安全。所以不同的原因决定了我们怎么看都市圈的密度，怎么样实现都市圈合理半径内的人口配置，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学习国际的经验和规律。
首都圈的辐射和政策。日本他们给我讲了六次规划，我相信我们国家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六次规划，核心问题就是试图遏制人口向东京的集中，结果我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从六十年代开始制定规划的时候，东京的人口是一直上升的过程，从来没有出现过下降。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的国土整治计划没有发生过，而现在日本又出现了核心城市人口规划，继续向东京都市圈的核心层面进入。这就说明日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他们遵循了城市的发展规律，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才能发挥最好的规模效应。
反过来我们讲韩国，离首尔20公里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去，他们宁可早上五点起床，坐两个小时班车到那里，下午再坐两个小时班车回到首尔，他们也不愿意搬到那里去，因为不方便。
我们的京津冀如果带动河北区域的发展，不发挥特大城市的作用，无从谈起，京津冀里面有一亿多人口，仅河北就有7000万人口，里面50%还是农民，他们怎么完成工业化进程，怎么样完成城市化进程，是靠他们自身继续发展产业，还是依托与大首都和天津，都市圈的辐射来完成、带动的。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再有，有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在研究日本和韩国都市圈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提到了轨道交通的开放性和渠道交通规模，很多人谈到京津冀发展过程中对断头路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你也知道中国的基础设施投入是以行政区域为基础来提出申请的。
北京要想申请一些项目，通过北京市向发改委申请，投资建设，和河北没有什么关系，除非是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这些问题。另外我的路修通了，会不会导致资源的外移，会不会影响房地产的价值，会不会使我们的公共福利造成一定的流失，所以这种行政区域壁垒是我们研究区域之间中国特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经常提出中国的行政区域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的行政区域没有影响市场要素，包括基础设施和人员配置，而中国的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我们研究北京市人口和河南、河北、山东区别的时候，公共资源的配置，人均占有的资源，人均的收入水平包括价格都有非常大的价值，在户籍制度下相对封闭的管理实现公共服务的分割和基础设施的分割，也就加大了要素单向的流入，只向北京集中，北京的公共服务好，虽然成本高。但是你在日本、韩国，其他的国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再看路网密度，我们经过提出首都经济圈，我们归结为人多，太多了，我们的交通了拥堵，污染也就大幅度的增加。我曾经提出中国的交通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形成一个一个封闭的小区，包括过去的大院模式，所以你看北京的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4.4公里，这里面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大院的路网，但是大院的路网对社会是不开放的，一个一个的小区怎么对社会开放了。东京是18.4公里，纽约是13.1公里，但是这些路是向全社会开放的，你有这么多车，微循环系统不畅，都堵在主干道上，怎么能不堵车。
我家住在南四环外，修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新的小区，人口十几万，几十万的增长，路网没有发生变化，能不堵车吗。所以很多人就说什么产业和这方面的关系，在我们研究城市规划的时候，研究城市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忽视了路网的建设，不仅仅是城市内部的路网建设，包括区域内的路网建设，区域内的路网建设还包括你到底是选择是为大众通行的路网，还是富人的私家车的路网，东京没有多少的高速公路，都是国道或者普通的三级公路，4200万人口，这么多的人口堵车的现象比我们好很多，是我们机制有问题还是体制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研究区域的发展恐怕要考虑这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应该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因素。
我再举一个例子，轨道交通的发展，市郊铁路，东京是2003公里，地铁是312，伦敦3650公里，巴黎也是1860公里，北京77公里，是适合城市的发展还是北京城市过大，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的大量的精力放在地铁建设，是我们的地铁的路网比东京、伦敦，纽约都要高，但是路网合理不合理，前面我们有交通院做规划的，说到底怎么做地铁，未来要发展怎么发展，世界所有国家的城市的市长，要想修地铁的时候没有选择向人多的地方走，可是我们呢，一个长官主观的决定这个地方可以发展起来，但是市场不一定这样发展。所以研究交通发展恐怕也要认识这个道理。
在研究京津冀的问题，北京的发展前途最大，我们的城市病到了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所以我们要疏解功能，我们在城市化率达到54.77%，整个京津冀是60%，在这个过程中，高速增长的区间这是这些城市运行的必然现象，东京七十年代的时候，八十年代的韩国和我们现在差不多，我们不能设想跨越性发展的模式，也不能设想福利化的模式进行发展，这是一个误区。
还有一种要知道的，城市越大，工业外移现象越突出。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人口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到了50%以后，城市工业必然向外移，而且越来越远，城市中心地区不支持工业发展低成本的土地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环境污染和噪音一定影响城市的发展。工业企业的外迁在京津冀发展当中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但是迁的方式如何进行，通过行政手段补偿还是通过市场手段？规律已经认同了，可是我们知道北京的问题已经趋于解决，天津怎么办，河北这些分散的工业怎么办，恐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也要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我们提出了发展产业疏解与带动，特大城市你的产值更高，要对河北不发达的地区补偿，工业和服务业外溢，有利于周边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个协同发展要注意人口的问题，很多人想，说人迁出去房价就会下来，错了，人迁出去以后，你的公共福利就会增加，你的房价会只增不减的，你核心区域要减了300万人口，你这300万的地方是搞花园还是搞基础设施，你这里的房价能不高吗，恐怕比你迁出去之前高很多。
当高端人口进去，房价上涨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是一个纯洁的富人居住区吗，错了，高端人口按一定会需要更多的低端人口服务，前几天我去欧洲，欧洲大量的北非移民，土耳其移民，和我们外来人口一样，欧洲一点都不安全，欧洲的高度的福利化，成本，需要一定的人口服务，北非的移民解决了他们高端人口需要的服务的问题，一个富人要有保姆，司机，家庭的服务人员，这些服务人员需要什么样的消费，在任何一个所谓的高端区域，一定会带来大量的外来人口的进入，你原来的设想不就失败了吗 ，低端人口没有了，高端人口吃什么，喝什么。
所以我想研究人口结构，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深入的研究，他忘记了就是因为你的高端化，你需要更多人的服务。人口迁出了的结果就是更多人服务人口的进驻。一半人口迁出，北京的房价会直线上升。
所以协同发展，我想要解决基础设施的投入问题，要注意特大城市30公里的半径辐射圈，这个不能违背规律。第二，交通设施必须要进一步改善，要形成高密度的郊区的各种交通轨道的网络设计的建设，我们举了那么多的发达国家的例子，北京最低，源于北京和天津、河北周边的关系要通过了交通路网的建设来改善。第三个是通过控制增量，鼓励补偿错误疏解存量。韩国的安阳，他们的国土研究院搬到原来，原来在首尔很小的办公楼，到那个地方给了很大的办公楼，所以鼓励的补偿措施要在所谓的行政手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讲的都是道理，不是针对现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我只是讲了东亚的国家和国际发展规律，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感谢李铁主任的精彩演讲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主题演讲嘉宾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刘伯正为我们做精彩演讲，他将带来“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个认识”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刘伯正主任！
本文来源：网易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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