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组”与千万资金
在业主单位机构健全的情况下，为什么上级党委要成立一个“筹备领导组”亲自操刀抢工程?6月4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到长治城区原区委书记，现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王进军。王称自己在外地，先表示同意简要回答提问，但最终未对记者的几个问题做任何回复。
赵联芳称，成立领导组是因为党校在这个工程立项后推进速度慢，区党委为加快这项“区委区政府为民做的12件实事”之一的进度才成立的。
李建军认为这只是一个口号。他举出两三处领导组在财务支出方面的疑点，区财政账户为李文堂担保2000万元贷款充作李文堂“为党校项目先行垫资款项”和《合作联建协议》中为李文堂虚设的“勘探”、“三通一平”等“垫资项目”，证明王进军此举存在党政领导插手工程项目牟利的嫌疑。
《中国经营报》记者向现任城区党校校长、城区区委副书记孙福庭和常务副校长靳钟索要党校建设工程的审计报告，二人均表示无法提供。而据记者向城区区委数位知情人士了解，在孙福庭的前任李水平兼任校长期间，曾下令停止筹备领导组账户的使用，对工程项目做调查，对账务做审计。但这些调查结果从未公开。
非常奇葩的插曲是，李建军因反对区委设立领导组操作党校工程，自己将他办理的党校《国有土地使用证》等重要基础资料保管起来，同时向上举报区委领导倒卖党校划拨土地。领导组领导王进军除了有一次托赵联芳以“我们是建招待所，不是盖党校”的名义向李索要过一次土地证外，再也没人向他要过!
李建军：“我当面就呛了他：‘你建招待所，我拿的是党校的土地证。你问我要什么?’后来再也没人问我要过。奇怪的是，2012年我退休，我好赖也是个县处级干部，竟然组织上没人找我谈话，也没人和我交接，也没人问党校的遗留问题到底咋回事，怎么办。我这几年就把土地证藏得好好的!谁来问我要，他给我把党校划拨土地的问题、商品房的问题讲清楚我就给。我天天等着!”
至目前，李建军尚未给外界展示过城区党校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这就意味着，一切“合作联建”、“出让土地”、“正在办理中”等说法都不会是真的。这个持续7年的由一级党委主要领导参与的闹剧怎么收场，还看不到端倪。
据记者了解，当年这个筹备领导组在人员组成上也有看点。除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外，将党校正式法人李建军排除在外(据称因李建军和王进军个人有矛盾)，吸纳了另一个管理教学的副校长张海忠作“党校方面代表”，领导组开会时会叫上区长唐立浩，对外称“党政联席会议”，但唐区长却并不再领导组内。
6月3日，赵联芳告诉记者，《合作联建协议》是“党政联席会议慎重确定的，唐立浩区长曾一个字一个字抠过，斟酌了三个月。”3日下午，《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到已调任潞城市委书记的唐立浩本人，唐说：“协议在我桌子上放了很长时间，我不可能没看，我肯定看过，但我没有签字。决定就更谈不上，我不是领导组成员。”
李建军说，据他当时打听，领导组阵容不小，但做决定的就是王进军和赵联芳两个人。而被“领导组”“通过招投标确定”的长治园中厦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李文堂和其儿子的公司，不止一次以假公章办理手续，承建了长治市诸多工程项目包括政府工程。此前已有媒体公开披露。
2010年底，王进军将调任山西省信访局前，再次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又决定把党校基建工程划到“城区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建设工程中，领导组更名为“长治市城区干部教育培训中心筹备领导组”。赵联芳向本报记者坦承，当时确实不存在“城区干部教育培训中心”这样的机构，之所以更名，“是因为当时长治市委党校想把城区党校上划，为了保住党校而改名的。”——但本报记者向长治市委党校一位主要领导咨询，该领导回忆：2010年前后市党校并无这样的动议。
城区编制办副主任马某查阅名录后告诉记者：城区没有存在过“城区干部教育培训中心”这个机构。
城区党校另一名管理人员说，王进军在调任前这样做，意在掩盖党校项目上倒卖土地、擅自引进商业开发等硬伤。事实上“培训中心”一直是国家禁止党政部门设立的机构，不可能在2010年突然批一个培训中心。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长治市城区党校基建筹备领导组在其存续期间，不但刻有领导组、领导组办公室的公章，还设立了全套财务系统，有财务专用章，建有账号，接收过至少超过1000万元的财政资金，有过数千万元的资金往来。而据记者向山西省编制办法规处咨询，在通常情况下，像“筹备领导组”这种非常设的、无法人资格、无实体的党政机关设立的临时机构，都不应有财务，不可和财政直接对接，不具备对外功能。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