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辽阔的华北平原带给她的儿女的不是富足的生活，而是贫穷和落后。印象中家家户户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也有虽节衣缩食仍难免饿肚子的百姓。为了生存，家里有劳动能力的人（叫劳力）都规规矩矩天天到生产队出工干活、挣工分。这样年终岁尾才能分得口粮，便是一家子一年的嚼食。却有一户例外，那便是王大妈家。
王大妈孩子一大堆，都尚未成年。老伴大她一、二十岁，背已显驼。一家子就她一个正值旺年，却从不出工，也并不做家务，家里家外全耍王大爷一人儿。王大爷终日里忙忙碌碌，没个时闲儿。除了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还要忙里偷闲、见缝插针，不时地到河里捕鱼捉虾捞螺蛳，无论冬夏。满足孩子们的口腹之欲在次，更要紧的，没有荤腥的日子，王大妈过不了。
以我小小的年纪，心中也不禁无数次地纳闷儿：何以王大妈就可以活得那般轻松任性与众不同呢？或者为啥王大妈就能不下地干活呢？为什么我的妈妈盛夏里在田间劳作累晕了，就只是在背阴儿的沟坡上躺一躺，缓过来还得接着干呢？
从大人们的微词中我渐渐得知， 王大妈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她是王大爷从北京买来的。王大妈本是北京人，奈何出身苦， 早年被卖到了“那地方”。解放后政府不允许了，像王大妈这样的人也得活呀，才有了后来跟着王大爷落到了农村。
王大妈不怎么出门，偶尔也能见到，人不瘦，个子不矮，大骨架；齐肩的头发，黄皮肤，有光泽，只是毛孔有点大。也听到过她说话，把“花”叫作“欢儿”。不苶不傻，却得了两个这样的绰号：“二百疯”、“二百五”，大概是习惯了劳作的穷苦人看不惯不过日子的做派吧。王大爷没能服侍王大妈到老， 六十出头就撒手人寰了。经年的劳碌，不分时节的下河捕捞，早就落下了一身的病。王大爷的去世并没有改变王大妈的生活方式，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安享清闲。孩子们业已次第长大，她的余生就由儿女来接力。农村的传统：老家儿（指父母）帮儿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儿子为父母养老送终。王大妈一样不管。也管不了。拿啥管呀？也别说，看孩子真能管。儿女们也照样都成了家，只是一堆子女里，唯有最小的一个吃苦耐劳，其余的无不好吃懒做，典型的当属老大。
王大妈的大儿子，条顺，长得帅，当过兵，复原时带回了个媳妇。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娶个媳妇随婆婆：也啥都不干。后来生了个闺女儿。一家子谁都没个营生，口粮田、自留地都荒着，却吃喝不愁，花钱不犯算计。到了瓜季有瓜吃，到了棒子季有棒子吃。村里来了走街串巷卖这卖那的，很少放过。可有一样：街坊四邻，谁家地里种了瓜，自个儿吃不着头水儿的；栓在地头吃草的羊，傍晚想牵回家可能就不见了。本来穷得叮当响，后来竟盖起了新房。直到一日警察找上门来，这才东窗事发。原来事儿弄大了：偷来的木材盖房用剩下的还堆满了一院子呢。没法不进去。出来后依旧不务正业，琢磨的都是旁门左道。两三年里又接连生了俩闺女儿，都卖了。
王大妈是七十头上去世的，一辈子不着儿媳妇待见。晚年卧病在床也没见谁鞍前马后地侍候。王大妈自己倒是不无炫耀地向人说起过：“我住院的时候想吃烧鸡。大儿子转身出去，眨眼的功夫就回来了。手一伸，从怀里掏出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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