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辽阔的华北平原带给她的儿女的不是富足的生活,而是贫穷和落后。印象中家家户户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也有虽节衣缩食仍难免饿肚子的百姓。为了生存,家里有劳动能力的人(叫劳力)都规规矩矩天天到生产队出工干活、挣工分。这样年终岁尾才能分得口粮,便是一家子一年的嚼食。却有一户例外,那便是王大妈家。
王大妈孩子一大堆,都尚未成年。老伴大她一、二十岁,背已显驼。一家子就她一个正值旺年,却从不出工,也并不做家务,家里家外全耍王大爷一人儿。王大爷终日里忙忙碌碌,没个时闲儿。除了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还要忙里偷闲、见缝插针,不时地到河里捕鱼捉虾捞螺蛳,无论冬夏。满足孩子们的口腹之欲在次,更要紧的,没有荤腥的日子,王大妈过不了。
以我小小的年纪,心中也不禁无数次地纳闷儿:何以王大妈就可以活得那般轻松任性与众不同呢?或者为啥王大妈就能不下地干活呢?为什么我的妈妈盛夏里在田间劳作累晕了,就只是在背阴儿的沟坡上躺一躺,缓过来还得接着干呢?
从大人们的微词中我渐渐得知, 王大妈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她是王大爷从北京买来的。王大妈本是北京人,奈何出身苦, 早年被卖到了“那地方”。解放后政府不允许了,像王大妈这样的人也得活呀,才有了后来跟着王大爷落到了农村。
王大妈不怎么出门,偶尔也能见到,人不瘦,个子不矮,大骨架;齐肩的头发,黄皮肤,有光泽,只是毛孔有点大。也听到过她说话,把“花”叫作“欢儿”。不苶不傻,却得了两个这样的绰号:“二百疯”、“二百五”,大概是习惯了劳作的穷苦人看不惯不过日子的做派吧。王大爷没能服侍王大妈到老, 六十出头就撒手人寰了。经年的劳碌,不分时节的下河捕捞,早就落下了一身的病。王大爷的去世并没有改变王大妈的生活方式,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安享清闲。孩子们业已次第长大,她的余生就由儿女来接力。农村的传统:老家儿(指父母)帮儿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儿子为父母养老送终。王大妈一样不管。也管不了。拿啥管呀?也别说,看孩子真能管。儿女们也照样都成了家,只是一堆子女里,唯有最小的一个吃苦耐劳,其余的无不好吃懒做,典型的当属老大。
王大妈的大儿子,条顺,长得帅,当过兵,复原时带回了个媳妇。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娶个媳妇随婆婆:也啥都不干。后来生了个闺女儿。一家子谁都没个营生,口粮田、自留地都荒着,却吃喝不愁,花钱不犯算计。到了瓜季有瓜吃,到了棒子季有棒子吃。村里来了走街串巷卖这卖那的,很少放过。可有一样:街坊四邻,谁家地里种了瓜,自个儿吃不着头水儿的;栓在地头吃草的羊,傍晚想牵回家可能就不见了。本来穷得叮当响,后来竟盖起了新房。直到一日警察找上门来,这才东窗事发。原来事儿弄大了:偷来的木材盖房用剩下的还堆满了一院子呢。没法不进去。出来后依旧不务正业,琢磨的都是旁门左道。两三年里又接连生了俩闺女儿,都卖了。
王大妈是七十头上去世的,一辈子不着儿媳妇待见。晚年卧病在床也没见谁鞍前马后地侍候。王大妈自己倒是不无炫耀地向人说起过:“我住院的时候想吃烧鸡。大儿子转身出去,眨眼的功夫就回来了。手一伸,从怀里掏出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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