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延续。作为此次疫情暴发的起点和集中地，截至1月23日24时，武汉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95例。
为控制疫情，集中收治患者，武汉将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在蔡甸知音湖武汉职工疗养院建立医院，计划6天内建成。
2003年4月，为有效控制“非典”疫情，北京在7天内建成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两个月收治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患者，实现“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确保零感染”。
七天七夜，“小汤山”是如何建设起来的？新京报记者专访参建小汤山医院的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程立平，再现17年前那段“非常生活”。
“时间是最大的考验”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筹备建设北京小汤山医院？
程立平：2003年4月20日，北京“非典”患者剧增，当时北京的医院病房床位不够用，医护人员也发生了感染。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扩大北京集中收治“非典”患者能力的总体计划，北京市住建委连夜部署，由北京住总、北京城建、北京建工、中建一局等北京六大建筑集团公司，合力抢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4月22日晚上，我们只是接到通知，说要紧急建设一所野战型医院，当夜我们就调集了7个项目部，5个专业公司，100余位管理人员、2000多名外施民工整装待命。23日凌晨，北京住总住六公司领导班子除了个别留守，全部奔赴施工一线。
新京报：当时知道是要建设“非典”定点医院吗？
程立平：不知道，也不知道任务多大多重，只知道要紧急建设一所野战医院，直到入场，才知道是要为“非典”建设一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当时大家对传染病医院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在我们最初的印象里，认为就是要建病房，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传染病医院要求非常严格，通风、隔离的标准都很高。我们进场第一天就把基础结构给建起来了，第二天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就派了专家过来，把呼吸道传染病医院的一些具体要求跟我们讲了，我们边建边改边完善。
新京报：建设过程中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程立平：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是七天七夜抢建出来的。小汤山医院采取板房材料建设，就是典型的野战医院的特点——简易、适用。所以难度不在于建设，而在于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这种建设，最考验的是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要对工程的工期、质量、进度负全责，要对建设的流程非常清楚，所以必须七天七夜守在现场。
有一位项目经理的妻子是人民医院的护士，在丈夫奔赴小汤山前3天，主动申请走进了“非典”病房。从4月23日凌晨接到任务开建小汤山后，这位项目经理一刻也没离开工地。夫妻二人一个抢救病人，一个抢建医院，13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家里。
最高峰时7000名施工人员“并肩作战”
新京报：建设“小汤山”时间紧、任务重，如何确保工程进度？
程立平：小汤山是六家建筑企业分工合建的，筹备物资快速开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23日奔赴工地的路上，我们就及时与材料生产厂家和供应商联系，落实材料供应的各个环节，并以最快的速度在现场开辟了储料场地，保证水泥、砂石、白灰和红机砖以及2000多吨、11种现场材料的供应。
施工中，由于设计不断更改，给水电施工单位的耐料采购和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大难度。有时刚刚采购来的材料，转眼又不用了，我们负责建材采购的同事毫无怨言、想方设法地保证供应。我记得26日晚上，因为突然变更设计增加空调，他们就连夜与厂家联系协调运输和安装。第二天一早，130多台空调安装完毕。
当时也存在施工力量不足的情况，住六公司火速增调两个项目和钢结构公司参建，各工种立体交叉施工整体协同作战，确保了工程推进速度。最高峰时，整个工地上有7000多名建设人员并肩作战。
最后，我们用3天3夜完成了68间900多平方米的混凝土盒子房和48间600多平方米的轻钢活动房结构的病房建设任务。
新京报：七天七夜，如何解决这么多建设人员的食宿？
程立平：现场没有为建设人员提供食宿的条件。吃饭，就靠公司从南城一天三顿运过来；困了，就裹着军大衣在草地上躺一宿。
整个建设过程中大家都高度紧张。我记得，在完成安装任务的第七天夜里，还下着小雨，安装工赵师傅想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没想到掉到了壕沟里，沟里又是水又是泥，他竟然毫无察觉，倒在那睡着了，直到天亮工人才发现他。
队员穿三层防护服进隔离区施工
新京报：医院建成后，出现过紧急维修的情况吗？
程立平：5月1日晚上第一批“非典”患者转到小汤山医院前，大部分施工人员按照命令撤离了现场，但是为了保证医院正常运转，六大建设集团都留下了各自的小分队承担紧急维修任务。
小分队驻地设在医院体检大楼北侧，距离病区不到100米。有一天凌晨，大家被突然喊醒，说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的电路掉闸了，影响空调和电器设备正常运转，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去查找原因排除故障，用了20多分钟就让医院恢复了供电。
新京报：医院启用后，还有进入隔离区施工的任务吗？
程立平：医院启用后，留守的保障小分队有一次接到指挥部命令，要进入病区为护士站安装4台柜式空调和4台电热水器。
按照原工程设计，护士站只有通风设备，没有空调和热水器。但医院运行后发现，医护人员穿着三层隔离服工作，室内温度太高，决定紧急加装空调和热水器。小汤山医院分东西两区，护士站坐落在中间，安装空调和热水器本来不是复杂的工程，但在隔离区施工，而且电缆线路还要穿过住满“非典”患者的西区病房，难度很大。
留守小分队的四位工长自告奋勇进入病区安装。为了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四个人分两批进入病区，上午完成水作业，下午完成电作业。他们要背着工具袋、拿着水管、扛着梯子，进一道门消一次毒、穿一层隔离衣。进入病区时，三层隔离服都湿透了，最后经过5个小时施工，才完成安装。
武汉可参考北京“小汤山”建设的流程经验
新京报：小汤山医院在北京抗击“非典”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程立平：小汤山医院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能容纳1000张床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医院，两个月内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患者，工作人员未发生一例院内感染，完成了“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确保零感染”的目标。
如今来看，医院有效抑制了“非典”的扩散，安定了老百姓人心，为取得抗击“非典”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京报：作为当年的参建人员，您如何看待这段经历？
程立平：很骄傲很自豪，这是我职业生涯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新京报：如今武汉再建“小汤山”抗击新型肺炎，您如何看待这一计划？
程立平：武汉此次再建“小汤山”，应该是对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建设过程进行了很深入的调研，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在建设方面，他们可以参考北京在组织、决策、施工、后期保障的一系列流程经验，此外在治疗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新京报记者 吴娇颖
编辑 张畅 校对 李立军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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