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中国经济不仅不应该而且有能力不让经济增长速度再跌破6%，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余永定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大讨论。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要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而从当下看，据央行近日发布的三季度报告指出，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此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明确提出，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中国经济不仅不应该而且有能力不让经济增长速度再跌破6%，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余永定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大讨论：有人认为保6增长与中长期制度改革并不矛盾；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当前形势下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应该是怎样的？为充分讨论，新京报推出重磅专题报道，请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武汉大学董辅礽讲座教授管涛、北大新结构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勇一起来思辨。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勇认为，6%这个数字在当前政策讨论下是一种观点符号，本身不应做过度解读。从政策实际操作的角度，将我国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目标定为6%、或者至少2019年全年的GDP增长目标定为6%，并无不可。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认为，我们要承认和尊重在新旧发展模式和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速适度下行的现实，适当降低增长预期。但又不能让目前这种快速下滑探底的情况持续下去。
余永定此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反复强调，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进行结构改革、结构调整。相反，两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不少学者也强调了结构改革的重要性。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面对经济下行，要通过改革解决现实的问题来激发经济的潜能。武汉大学董辅礽讲座教授管涛也指出，稳增长要依靠改革与调整而非刺激。
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当下是否应该继续实施积极宏观政策？彭森认为，当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都是有限的。白重恩赞成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一定要透明，“地方政府融资的前门可以开大一点，但后门要关严。”王小鲁则认为，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上，政府应该减少点投资，应该把财政的钱更多花在给企业减负和解决民生问题上。
近年来，民企信心问题也备受关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看来，民企投资下降有多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部分企业退出市场具有周期性和必然性。那么，如何提振民企信心？彭森建议，要建立保护民企的产权制度，也要在政治上破除意识形态的偏见。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者根本措施。”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而在王小鲁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恢复主要靠市场而非靠政府，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基本方向，经济仍然能够进入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
“从长远看，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并不是大问题，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要能够实现增长模式、发展机制的转换。”彭森说。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危卓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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