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78-1979丨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原标题：回望1978-1979丨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铁幕”拉开的大决策）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经过漫长的十年内耗，40年前，国人迎来了新的春天气息。

1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中房报记者 马琳 丨文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经过漫长的十年内耗，40年前，国人迎来了新的春天气息。

从北京来到偏远小西村的知青林木带着妻女返回了城市，返城打破了林家平静的生活，多了几口人不仅吃饭是问题，住更是大问题。女主角小麦在狭小的居室中奋斗着，她和女儿住过阳台、过道，包括小姑子的居室，但最终分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家。

这是描写知青返城的电视剧《小麦进城》中的情节，它向外界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人们的奋斗与住房状况。

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到1978年增加到9亿。1949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1978年下降到3.6平方米。这还不包括城市逾1000多万尚未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假如把他们算上可能连3平方米都不到。

形势比人强。到了1979年，知青大返城，住房问题骤然紧张起来。以广州为例，从解放后到1979年，住房非常困难，1978—1979年东山区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82平方米，有些地方甚至是“三代同房”、“三代同床”。那里流传一句话，“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1979年，广州珠江两岸

“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住房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交叉重叠，摆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政府和主政者的案头。

矛盾与问题胶着之时刻，大国的破局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78年大事件扑面而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归来；受中央指示，袁庚率领招商局开发宝安县蛇口工业区的步伐迈开；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国家城市建设总局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的推出，一些想法与探索也在萌芽，如“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些动作和提法犹如冰封的河床遇上暖春开始松动，启蒙和最终拉开了中国住宅、城市与社会大发展的崭新时代。

全国首个商品房正式动工

全国首个商品房广州东湖新村

20世纪70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基本停留在“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上。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汇，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挤。上海光华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就住在如同“鸽子笼”的家，13平方米， 挤着三口人。

上到政府下到基层，住房问题都是头等大事。

1978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转达了邓小平对于解决租房问题的指示，主体精神是：解决住房问题的路子能不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一些决定开始萌发。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回国后不久，他就提出许多重要的战略决策，比如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立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小康目标等等。其中也包括住房领域。

到了1979年3月，在住房领域发生了三件重要的大事：一是3月1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家城市建设总局”，直属国务院，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代管。这意味着一个主管城市建设与住宅的机构开始出现。

二是在住宅开发建设方面，1979年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务院侨办制定了关于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的暂行办法，鼓励华侨、归侨和侨眷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并且规定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自己，国家依法给予保护。

三是3月初，敢为人先的广州人面对有地没钱的局面，率先决定引进港资在东山区进行试点建商品房。东山区成立引进港资住宅建设指挥部（后更名为东华实业公司），操盘手李庆符与香港的开发商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曲折谈判。

到了1979年秋交会闭幕的那一天，穗港双方签订了引进港资建房的合同。1979年12月21日，全国首个商品房小区东湖新村正式动工。根据穗港双方合同，共25栋、6万平方米的东湖新村开发，由广州提供土地，港方提供资金，6万平方米中2万平方米由港方在香港发售，售价约为港币2500元/平方米（当时100港元约兑30元人民币），一经推出就被抢购一空（1979年，当广州出售商品房的广告在香港刊登，据有当时亲历的老人回忆，听说香港有1800多人前往认购，而房子只有200来套，先到先得）。原来，大量的香港人有亲属在广州，希望在广州置业解决亲人的住房问题，还有部分人要到广州做生意，购房自住。当时有一位香港同胞甚至一口气买了十套房给广州的亲戚居住。

东湖新村的出现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个商品住宅项目，第一个引进港资开发的住宅项目，第一个实施小区管理的住宅区。创造了中国房地产的先河。

那个时期的“筒子楼”建筑又称兵营式建筑，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

在这年的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首次提出了“土地使用费”的概念。它以征收土地使用费为标志，开启了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城市土地无偿使用制逐步向有偿使用制转变，各个城市相继出台地方性的土地使用权法规或条例，对土地使用的收费标准进行规定，为地方政府兴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成为了后来维持地方政府有效运作的土地财政的萌芽。

到了1980年，国家建委同意了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加强住宅建设工作的意见》，并转发各地。这份意见得以让外界看到了1979年的住宅建设情况，1979年完成投资73亿7900万元，比1978年增长96.6%，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14.8％；竣工面积6256万平方米，比1978年增长66.7%，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此外，许多城市，结合房屋维修，还改建、扩建、翻建了一批住宅；并在西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进行了住宅出售和组织私人建房试点。这些成就表明，调整“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在住宅建设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企业层面，1979年，中海地产创立于香港；而20岁的黄楚龙（星河地产董事长）离开东埔老乡，到深圳闯荡，开始了白手起家的艰辛历程。

回望大历史源头，1979年成为了中国实行向居民全价售房试点的开端，这是一个大变化开始的重要年份。

“铁幕拉开了”

1979年，蛇口炸响“开山炮”，蛇口第一爆撼动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板结的体制、僵化的思想

除了住房领域的变化，更大的变化是在一些体制与开放层面。

1979年4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明确表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经济难以有大的发展，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允许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可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

他的这一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到邓小平的赞许和支持。邓小平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这个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1979年，为配合中国改革开放，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将原本的宝安县西北面的一处改为宝安区，撤销宝安县，并设深圳经济特区

在广东突破体制限制要进行发展的过程中，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它的创始人袁庚是绕不开的话题。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从此创立。

李先念当时的要求是：“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让袁庚心情澎湃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据着垄断地位的背景下，他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中下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筹建的各项准备就绪，率领着第一批创业者在这里迈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从此创立

“我对香港发展起来的路径有些感悟，香港趁内地十年动乱的机会，利用港口这一优势，最终成为国际金融商务中心。由此我想，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深圳，能否也通过开放港口，引入港资，利用香港的经验来办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袁庚回忆说。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就这样，蛇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袁庚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实践者之一”。

1979年1月，粤港交界宝安街景

蛇口炸响“开山炮”，这一爆撼动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板结的体制、僵化的思想。蛇口和袁庚的出现，捅开了铁幕般的计划经济。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当时，《纽约时报》发出惊叹：“铁幕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