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能否第四次辉煌|长沙|上海|郑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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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七环

2020年，一场疫情席卷华夏大地，而今又遍布全球，不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更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产业格局。这次疫情，首当其冲的实属中国武汉，疫情爆发、扩散、封城等一系列事件，也让武汉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图1新冠病毒全球疫情态势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可视化中心

放眼历史长河，武汉，曾经不仅是中国的武汉，也是世界的武汉

篇一：九省通衢商贸重镇

武汉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起源于17世纪初叶明末时期，那时候叫“汉口镇”，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为天下四大名镇。

朱仙镇以民间传统工艺木版年画而闻名全国，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帝王将相的风水宝地；

景德镇的青花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闻名世界，号称“中国瓷都”；

佛山镇是明清时期手工制造业重镇，南方丝织业中心，也素有中国之“武术之城、狮艺之乡”。

而排名四大名镇之首的汉口镇，则享有“楚中第一繁盛，九省通衢”之美誉。

图2楚中第一繁盛——汉正街图片来源：武汉规划展示馆

其实，汉口镇的崛起源于一次意外。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面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北岸的汉口开始与汉阳分离。由于龟山地势，汉江与长江汇集口河段的江流系向北岸凹进，风浪较小，宜于商船停泊，“汉口”成了天然良港，迅速兴起。

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有居民1395户，并设置了汉口巡检司。到明朝末年的万历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的漕粮与淮盐两项大宗物资的转运枢纽。据《汉口小志》载：“泊于小河之船只，总数不下两万四五千”。汉口镇已成为明末朝廷的商业重镇。

图3汉口地理位置和码头繁荣盛景图片来源：武汉规划展示馆

到了清朝初期，除了水上交通以外，汉口的陆上交通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主要修建了7条驿站，分别通往“郑州、新野、安庆、南昌、长沙、顺林、成都”，逐渐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行、粮行、茶行、药材行、什货行、油行、棉花行、牛皮行等八大行为主，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是万商云集，商品争流之地。其繁华热闹程度，用当时民间的流行语说：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Rowe教授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书中写到：汉口已经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

人口方面，汉口也得到了极大增长。从明朝嘉靖时期的0.7万人发展到万历时期的5万人，到清干隆已经增加到10万人。不仅来自本省的荆州、襄阳、黄州、孝感等各县，还有外地的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汉口竹枝词》对当时汉口百姓的描述为：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大清一统志》称汉口为：

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揍，为楚中第一繁盛！

篇二：东方芝加哥

1856年，英法借口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对清咸丰政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的支持下，袭击了大沽口。随后，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直逼北京。1858年，清政府紧急派遣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进行谈判，并分别签订了著名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第十款中“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汉口作为新增辟的3个长江沿岸通商口岸（镇江、九江、汉口）之一，为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内地市场。自此，列强对中国的侵入从沿海蔓延到了中央内陆，而汉口则在屈辱的条约下逐渐崛起。

图4汉口租界图图片来源：武汉历史博物馆

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在老汉口镇的下游沿长江先后开辟了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图3），各国外商在此经营着长江航运以及茶叶、棉花等农产品的出口业务。19世纪60年代，随着租界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船运输的日益发展，临长江沿岸开始相继拓建了一批近代轮运码头，码头经济逐渐从“内河经济”发展成为“大江经济”。

兴旺发达的港口码头使得武汉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水陆航线可达海外诸国。20世纪初，汉口对外贸易额年约1.7亿两左右，始终占到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在1865—1931年的67年中，全国5大商埠的对外贸易额和年货物吞吐量，汉口有42年居于第2位，仅次于上海。

图5汉口繁忙的水运码头图片来源：武汉历史博物馆

清朝末期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书中不乏赞美之词：“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创建了两湖书院、湖北工业等新式学堂。

图6汉口兴建工厂和学堂图片来源：武汉历史博物馆

武汉以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经济地位成为清王朝首要的经济中心，代表着清朝城市发展的方向与希望。

外国租界、洋务运动促进了武汉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

篇三：新中国新中枢

上世纪60年代，冷战环境下的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中苏矛盾日益激化，中印边境的军事局面从对峙到冲突，新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战争的现实威胁使得中国在制定实施区域均衡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建立巩固国防，随时准备打仗’的问题。

1964年，在国家计委向毛主席汇报中国“三五”经济计划前后，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批示：应总结苏联卫国战争经验教训，建设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了三线建设，以工业据点方式进行开发，为备战需要将中西部地区建设成为一个部门齐全的新工业基地。

从建国初期开始，国家工业总体格局一直呈现“东重西轻”的分布，大约70%的轻工业和重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内地和西部只有30%。为调整中国工业的整体布局，1965年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搬迁工作会议。

地处中国中心地带的武汉，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三线建设的这一段时间内，武汉得到了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工业投资，一度从服务和消费型城市转变成为生产型城市，并成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图7湖北基本建设投资额和占比数据来源：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

“一五”和“二五”期间（1953-1962），湖北基本建设投资额从2.26亿上升到了16.05亿，增长了近8倍，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峰。在此期间，历史上的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通车。公铁两用的武汉长江大桥将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为京广铁路，形成中国最长的南北铁路大通道，改写了中国交通的历史。该铁路与后来建设的汉丹铁路、武九铁路连结，奠定了武汉作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铁路枢纽的地位，是武汉体现国家战略地位的标志。

图8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万众欢呼第一列火车驶过大桥图片来源：武汉历史博物馆

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即是在武汉，游泳结束后兴犹未尽，挥毫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第二个历史高峰是1970年至1971年，湖北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从1968年的4.4亿上升到了1970年的25.8亿，增长了6倍，占全国比例从3.9%提高到了8.2%，翻了一番。第三次顶峰是1977年，湖北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6.2亿元，占全国比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9.5%，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并于1977和1978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

图9湖北基本建设投资额和占比（一五到六五）数据来源：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

从一五到六五整个时期看，湖北省基本建设投资额全国占比达到6%以上的有三个时期，分别是三五、四五和五五时期，对应排名全国第二、第二和第一位。这是国家推动三线建设（1964-1980）的主要阶段。

在此期间，武汉整个城市和产业发生了质的改变。不仅拥有了万里长江第一桥、亚洲最大的肉联厂-武汉肉联，还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鄂东钢铁工业基地。此外，武船、武重、武锅等一批“武”字头的大型工业国企落户武汉，使得武汉的企业数量和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综合经济实力保持全国领先地位。武汉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三次辉煌！

就如全国地区的物资调拨中转站，武汉已成为新中国的新中枢。

篇四：出口为导向中心到边缘

1992年，南方谈话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也是国家经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经济策略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图10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战略转移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国际方面，中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廉价的土地、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几乎可以忽略的环境成本，使得中国成为全球领域的“制造中心”和“代工厂”。

图11武汉GDP城市排名和占比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具有物流成本优势的沿海地区逐渐成为商品的加工基地，港口经济也随之繁荣，国家的战略中心从内陆转向沿海。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沿海地区发展，打造若干个区域经济增长极。武汉GDP城市排名从80年代的第7位下降到90年代的12,13位，GDP占比也长期徘徊于1%左右。

图12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战略转移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经济中心的转移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不为国家的意志所转移。就如美国产业大迁移，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港口附近和沿海地区具有内陆无可比拟的优势，产业和人口自然而然随之迁徙，这是市场的规律。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形成也预示着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处于内陆的武汉在中国战略地位的变化。

武汉从中国的地理“中心”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边缘”

篇五：风起云涌再创辉煌

（一）全球疫情，是危也是机。

2008年，全球进入金融危机，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内需，从单一的外部市场依赖转向为内需和外需双导向。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从沿海地区转变为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提出了沿海和内陆全面深化的改革开放。作为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全国“两型”社会试验区，武汉从政策洼地变成了战略高地。

图13国家战略转型及武汉GDP占比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从2000年至2019年，武汉GDP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1207亿增长至2019年的16223亿，翻了13倍多。全国占比也从2007年的1.2%左右逐年攀升，到2013年达到了1.53%，2019年上升至1.64%。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低迷，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来说，国家急需通过投资和扩大内需来提振经济。武汉正是在这些政策红利和大规模的投资下，迎来了新一轮崛起的机遇，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城市。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而首当其冲的又是武汉。疫情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华尔街的分析师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2008年的金融危机，IMF预测今年全球GDP的增速为-3%，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中国是世界的加工中心，经济衰退减少了全球需求，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是巨大的冲击。国家再一次强调提振内需，降低GDP对贸易的依赖度。其实，自2010年至2019年，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已经逐年降低，从49%降低至32%，将GDP的1/2贡献降低至1/3，实现了投资、出口、消费的均衡格局。

图14国家外贸占GDP的比重图片来源：万德数据、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面对国家战略的新一轮调整，提振消费内需，减少对出口贸易的依赖，中国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地理位置的优势差距将逐渐缩小。武汉，作为此次疫情的风暴中心，必将获得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

截至发文日，武汉已获得来自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等中央部委的全方面密集优惠政策，以支持武汉从疫情中逐渐恢复发展。

图15中央部委对武汉的支持政策汇总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二）新一代大消费中心

首先，武汉是中部地区名副其实的第一增长极，腹地广，通达性高，可以吸引更多要素集聚，进而辐射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作为中国屈指可数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武汉具备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长江黄金水道赋予的内陆重要港口城市地位自不用多说，此外航空、高铁、城市轨道、高速等城市内外已形成立体化交通网络。

图16武汉市内外立体化交通网络格局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早在2013年，武汉的铁路客运量就已经超越了北京、广州，达到了每年1.2亿人次，是中国四大铁路枢纽、六大铁路客运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铁路运输的最大中转站。2019年，武汉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1330.7万人次，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364万人次，综合交通实力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人口决定城市未来。作为中部第一大市，武汉都市圈（约50km圈层）人口大于2100万，周边紧邻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500km圈层腹地人口近3亿，辐射带动能力极强。

图17武汉及周边人口热力图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数量庞大的年轻、富裕人口，良好的消费基础和商业环境，都使的武汉打造成未来中国中部的新一代消费中心。2019年武汉常住人口1121.2万人，在校大学生高达115.6万人，人均GDP超过14万元，均要超越周边同样作为省会的郑州、长沙。

图18中部部分省会城市主要人口、消费数据对比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从目前的消费表现上看，武汉已然成为全国第七城。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49.64亿元，排名全国第7；人均71338元，排名第全国第4，中部第一；线上消费方面同样表现突出，2019年天猫双十一消费额53.7亿元，排名全国第7，中部第一。

（三）中国中部科技中心

光谷不仅是武汉的光谷、中国的光谷，也是世界的光谷。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继北京中关村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仅次于中关村的中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其光电子信息产业排名世界第一，未来进一步打造“芯屏网端”万亿产业集群。武汉高技术产业繁荣的背后，是武汉日积月累的高科技基础设施与人才。

2019年末，武汉市拥有国家实验室1个、国家级创新中心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4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实验室4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8个、科学技术研究机构100所，这样一个豪华配置处于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图19中国主要城市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分布图片来源：大七环都市圈智库

其次，武汉拥有全国最多的在校大学生数，2所985、7所211、80所高校共拥有大学生近百万。随着武汉“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等人才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留在武汉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2001年，本科以上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仅为10%左右，而2018年本科以上毕业生留汉就业已介于40%-50%之间，武汉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