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主要城市六普以来人口变化:12城增量超百万,深圳居首)
人口的增长与流向是区域经济发展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在今年进行,而此前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以来,各城市的人口已出现明显变化。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010~2019年37个重点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发现,各城市的人口增长出现明显分化,尤其是2015到2019年这段时间。其中珠三角、杭州湾、中西部强省会的人口增幅较大,而东北等部分区域的中心城市人口增长较为缓慢。
需要说明是,此次统计的37个城市中,合肥、成都、西安、深圳、济南这5个城市在10年中都有行政区划的调整,因此在统计人口数据时也计入了这部分变化。此外,个别重点城市如长春等公布的是户籍人口数据,在此没有纳入比较。
12城人口增量超百万
数据显示,2010~2019年,上述37城中有12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0万人,分别是深圳、天津、广州、重庆、北京、郑州、杭州、成都、武汉、长沙、上海和西安,包括了4大直辖市、6个副省级城市以及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省会城市长沙、郑州。
深圳2019年常住人口较2010年增加了301万人,居榜首;同期的天津、广州和重庆增量都超过200万人,北京、郑州和杭州超150万人。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各地统计公报制作
而在37城的榜尾端,有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不足30万人,这些城市一部分是沿海的东莞、烟台、苏州、无锡等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另一部分则是哈尔滨、沈阳、太原等东北华北地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
再从增幅来看,相比2010年,2019年有14个城市的人口增幅超过了10%,位居前十的是深圳、厦门、天津、广州、郑州、长沙、杭州、贵阳、武汉、佛山。其中,深圳以28.9%的增幅高居榜首,此外厦门、天津、广州和郑州也都超过20%,长沙、杭州超过19%。另有10个城市同期增幅低于5%,同样是上述两类增量较低的城市。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原先的外贸出口增长、经济发展都有所放缓。从产业上看,这些城市原先的外向型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但在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抬升的情况下,不少企业转移到了中西部或者东南亚地区。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的岗位比较多,这就对人口的流动产生了明显影响。
再看东北地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其他三个板块的分化愈加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东北地区的经济以重化工业、大型国企为主,且能源重化产业占比太大,2013年以来能源价格下行,东北经济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分析,人口是跟着产业走的,这些年东北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以基础工业部门尤其是能源原材料为主,很多基础工业出现发展停滞甚至衰退,这对东北的经济形势影响很大。东北地区这几年人口外流的主要是青壮年,尤其是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就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工作。
目前,东北中小城市的人口外流,一部分是流向了东南沿海,另一部分留在东北地区的则主要流向了四个副省级城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即便如此,在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较低以及东北区域人口整体净流出的情况下,东北的这四个副省级城市人口增长十分缓慢。
珠三角、杭州湾、强省会闪耀
如果以2015年为界,将六普以后到2019年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来观察的话,这种区域分化就更加明显。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南北分化尤为明显,随着京沪这两大强一线城市加快疏解非核心功能,各大城市人口也进一步分化。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各地统计公报制作
数据显示,从常住人口2014年对比2010年的增量来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天津、北京、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和郑州,其中天津人口增量最多,达223.01万人。此间的一大背景是,2006年以后,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一系列大项目、大投资落户天津,天津经济增速加快,人口因此增加比较多。但从2014年后,随着重化工业下行,天津经济增速随之放缓,人口增长也呈放缓态势。
同期,北京人口增量也达到了190.4万人,上海和重庆的增量均超100万人,郑州、武汉超50万人。相比之下,同期的深圳仅为42.1万人,位列第8;广州增量为37.97万人,位列第10;杭州更少,仅为19.16万人,在37城中位列第22位。
再看2015~2019年,城市人口增长出现了较大分化。这期间,深圳、广州、杭州后来居上,常住人口增量位居三甲,其中深圳增量达到了261万人,广州也超200万人,杭州接近150万人;重庆、长沙、成都超过100万人,分列3至6位;郑州和西安增量接近100万人。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上海和北京人口增量分别只有2.46万人和2万人,天津也只有45.02万人。
此间的一大背景是,京沪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难题,为此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目标和产业疏解政策。随着非核心功能的疏解,2015年以后京沪的常住人口增长大幅放缓,在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下降。
相比之下,广深虽然也是一线城市,但人口规模要比京沪小了不少,还有较大的空间,落户门槛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有部分人口就从京沪转移到了广深。另外,近年来杭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大有成为第五个一线城市的趋势,同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到杭州,尤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北京和上海的中高端人才,选择到杭州工作。
从整体上来看,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佛山,浙江的杭州、宁波,以及重庆、长沙、成都、郑州、西安、武汉等中西部强省会城市、直辖市的人口增速居前。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东、浙江的民营经济很发达,这几年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很明显,转型升级成效突出,吸引大量的年轻人进入。
在中西部地区,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制造业中相当一部分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处于加快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需要产业工人。这个过程中,不少农民工离开沿海回到内地,但不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选择附近的城市,比如省会城市。对农民工来说,去这些城市不仅生活成本更低,而且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也与家乡更为接近,更容易融入。
与此同时,2017年以来,以武汉、成都、西安等为代表的强省会城市纷纷发布户籍新政,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留在这些城市。
丁长发说,中西部很多人口大省近年来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落户,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快,而省会城市集中了全省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是省域内部人口迁移的首选。一些科教资源雄厚的城市,近年来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留下来就业、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