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干货丨陈劲松：9段话说透疫情之后

关于疫情，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新常态，但是一切似乎早已经不一样了：生活轨迹变了、学习习惯变了、消费心理变了、用户行为变了、营销方式变了、城市功能变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我们到底该怎样拨开迷雾重现光明？该怎样定位自己、居住、城市和未来呢？

小编翻阅了中城联盟第九任轮值主席、世联行董事长陈劲松先生近三个月20,536字的干货原文，整理出10段话、2,000字精华，带你看透消费者、城市和市场——

一、“职住平衡”是疫情提供给我们的新视角

什么是职住平衡？其基本内涵是指在某一给定地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数量与就业岗位数量大致相等，即职工数量与住户数量大体平衡，大部分居民可就近工作；通勤可采用步行、自行车或其他非机动车方式。

这次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目前的规划，能不能做到职住平衡？城市高密度聚集，工作与生活的同步，有没有优化可能？比如疫情接触跟踪，从哪里来？到过哪里？

二、未来中国超大城市必须做出的重大改变

当一个城市的影响力越大，传播的范围就越广。这就对未来中国超大城市的定位，提出了几个重大改变的要求：

1.超大城市的硬核片区功能，必须改变。

2.坚决改变新城、老城的绅士化运动。什么叫绅士化运动？就是把城中村拆了，将其档次提高。

3.检讨楼宇的硬核设置。

三、疫情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价值观

中国房地产的下半场，尤其是疫情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价值观——“房子是为了炒的”、“房子是为了用的”。

四、未来十年核心城市可能发生的故事

未来10年核心城市可能发生的故事，未来10年会有什么变化，跟我们这个项目有什么关系？

未来10年一定会发生的故事，00后相继进入职场，60后陆续退出，意味着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将发生根本转变。

未来10年，90后进入生育高峰，家庭人口数急剧变少。未来10年，是5G的10年，无人驾驶技术成熟。

五、弹性加上塑性，就是一个城市的韧性

什么叫弹性？弹性就是在强大外力侵入或打压时会变形，但当外力消除它就恢复原状。什么叫塑性？塑性就是在同样情况下，当外力解除后，它恢复不到原状，但也没断裂。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都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什么叫脆弱性呢？脆弱性就是在外力侵入之下，它会突然崩断。弹性加上塑性，就是一个城市的韧性。

六、疫情之下，消费者的显著变化

疫情之下，消费者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我认为以下三方面，是消费者最主要的变化：

1.疫情之下，消费者“个体情感”价值放大；

2.家与亲情的体验感上升；

3.人与人更重视情感链接。

七、“独居”带来的城市变化

独居生活来源于人类生活的不断改善：

1.历史性变革：“孩子自己的卧室”；

2.“女性地位的提升”；

3.移动互联网带来“通讯社交方式的变革”；

4.“大规模的城市化”；

5.“精神的现代价值”——个人自由。

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其中之一就是在城市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对“独居”问题的解答将影响每个人的未来。因为，毕竟有一天，我们都可能会独自生活。可以预见，“独居”将给城市带来如下变化：

1.丰富的小户型住宅社区；

2.更多选择的城市服务业发展；

3.城市公共生活的振兴；

4.各类非正式社交活动和社会团体的兴起；

5.5G、智能和科技应用场景的丰富和扩展；

6.城市高度互联、超级活跃、24小时全年无休的生活与独居实现的自我效率的提升。

八、“深度城市化”下的中国城市群的定位

在分析了美国城市变化的肌理下，我们可以对中国城市群战略进行定位的探讨，这基于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几个基本假定：

1.城市群的定位，取决于区域的空间地理资源和人文资源；

2.城市群的定位，取决于两个经济主导方向，对外开放和拉动内需；

3.城市群的定位，取决于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效率原则。

这样，中国的城市群就要摆脱传统意义上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就要摆脱传统意义上的“直辖市”、“开放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划分，而将区域经济划分为：

1.沿海发达经济带（三个三角洲），即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2.产业十字星经济带，即中原、湘中、武汉、皖江、成渝

3.能源和地缘经济带，即内蒙、西北、西南沿边城市；

4.资源和次级经济带，即海南、东北。

一个由20-30个核心城市群构成的中国城市化核心地带的崛起，完全符合一个国际大国在疫情之后的城市发展规律。

九、疫情考的是“国家—城市”的治理能力

这场疫情考的是“国家—城市”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成为“危机”时刻唯一可支撑的力量。“疫情”这种非常态的冲击，要求“治理”的快速反应和果断决策，而进入这种“非常态”的状态，本身就需要“民主”和“法制”的“授权”约束，这是欧美滞后应对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市”可动用的资源，在中国，“武汉”就是国家的“城市”，其他城市将“武汉”视为“兄弟城市”，是自己家的一部分，各城市以支援武汉为义不容辞的“义务”。

在危及到城市居民的生死关头，民主和法制如何在“极限压力”下变通为“治理”能力服务，而这种关键时刻，起作用的是城市人“文明”的底层差异。

2020年6月5日（本周五）19: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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