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夜间经济：一线城市的反击

23:20，夜深了。城市在黑暗中安静下来，如同倦了的雄狮，暂时收敛了凌厉。

夜27路公交车准时从北京东六环边的武夷花园站始发，一路向西，目的地是东三环边的国贸。一群特殊的乘客上了车，他们都挂着工作牌，每人抬着一辆折叠代步车。不少人是常客，彼此熟络。这是北京著名的一条“代驾专线”，深夜驶向城市中心的夜班车，是他们每一天希望的开始。

北京市共有36条夜班线路，统一在23：20发车，凌晨4:50收班，日均发车792次，每天运送着1万多名都市夜归人。滴滴曾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是全国加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白领在19点前下班的人数比例不足四成。后厂村的互联网公司总部，灯光总是能一直亮到后半夜，过着996节奏的老板和“加班狗”一起，让北京深夜不眠。

“深夜永不眠”的北京，却并不能和繁华的夜间经济直接划上等号。白天和夜晚，是城市的AB面。北京的A面是一个在高速运转中秩序井然的国际大都会，是2100多万人口所支撑起的梦想与野望之地。而B面的北京，一直被南方城市群嘲“没有夜生活”，因为夜间经济不等于夜间加班，更不是日间经济的简单延续。

夜间经济缺乏存在感，这和北京的经济实力并不匹配。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2.12万美元，处于发达国家水平，居全国第一位。从国际上看，“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因此，今年北京市两会上，繁荣夜间经济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7月12日，北京市商务局推出“夜间经济13条”。

北京正在努力补上“夜间经济”这一课。

北京没有夜生活？

贾靖楠住在北京的海淀区，这里高校云集，教育氛围浓厚，互联网公司也多，大多数是过着“996”节奏的“码农”。

“我们海淀人不讲究夜生活。”在29岁的他看来，海淀区没有什么商业氛围。距离他家最近的是五棵松，如今建起了华熙LIVE特色商业街区，是京西最为突出的夜间经济热点区域。但是三年前，这里只有五棵松体育馆和户外篮球场，晚上并没有人气。

贾靖楠的主要夜生活在朝阳区和东城区，“海淀男孩的夜生活就是，没女朋友去五棵松打球，有女朋友去东边逛街。”在他的印象中，南城更没有存在感。他会跟家人朋友晚上开车到牛街吃涮肉，但是吃完就早早回家。在他看来，南城属于老北京，居住人群整体年纪偏大，周边没有大型的写字楼和企业，“晚上10点以后一片冷清”。

对大多数北京人来说，夜生活是可有可无的。而朋友圈里的南方人，总是在“深夜放毒”：广州人晚上12点出门相约吃宵夜，长沙人半夜两点正在解放西路蹦夜迪，成都人凌晨3点还在火锅店排队叫号。

按照南方的标准，北京没有夜生活。不少大数据可以支撑这一印象。根据饿了么2017年外卖夜宵订单量排名，北京夜宵订单量仅仅排名第六。据滴滴出行2017年城市交通出行报告，在全国夜生活指数最丰富的十大商圈中，北京的后海和三里屯，也仅位列第8和第9。

北京其实并不缺少地标性的夜间经济区域，工体、三里屯、后海、簋街，撑起了北京夜间经济的半壁江山。三里屯商圈是目前北京夜生活的风向标，在这块东三环2.2平方公里的不大区域内，常住人口超过5.7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籍人士。

三里屯成为夜间经济高地，与周边浓厚的国际化氛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三里屯附近有93家驻华大使馆、15家联合国驻华机构，以及诸多跨国公司中国总部。1995年，第一家酒吧在三里屯开业，原本是服务于周围的外国人，但舶来品很快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年轻人夜间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最高峰时，三里屯周边聚集了超过200家酒吧。

作为北京CBD所在地，三里屯所在的朝阳区也是北京夜间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朝阳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朝阳区的夜间经济呈现多点开花的分布，三里屯、呼家楼、朝阳门、建国门、双井和劲松区域是全市夜间经济最为活跃的片区。数据显示，2018年，朝阳区占北京夜间线上消费的33.1%。北京联通手机信令数据(电信术语)则表明，晚22点后，朝阳区的活动人口占全市的1/5，比北京其他区域更加活跃。

“朝阳群众”夜生活丰富，却并不能掩盖北京夜间经济总体上的匮乏状态。局部上有亮点，但整体并不活跃，这也是北方城市的通病。

夜间到店消费呈现明显“南强北弱”趋势，这是阿里巴巴于7月发布的《“夜经济”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夜生活指数”中，夜生活指数排名前20名中，八成为长江以南城市，北京排名第四，排在前三位的是深圳、上海和广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张佰瑞曾留意过一个细节，在很多南方城市，无论餐馆店面大小，也不管吃到晚上几点，很少有服务员主动过来提醒打烊，而这种场景在北京极为常见。“受到自然条件影响，南方的夜间经济要比北方发达，而且服务意识更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气候并不是限制北京夜间经济的唯一原因，夜间交通不便，也是重要因素。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夜生活指数中，夜间公交覆盖率前十的几乎都是南方城市，尤其以广东和海南为主。北京排在20名之外，其夜间公交覆盖率占比仅为17.8%。对于很多夜晚聚餐的白领们来说，必须像灰姑娘一样掐着时间，赶在末班车结束之前，让聚会的快乐戛然而止。

但今年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为了刺激夜间经济，北京市交通委宣布，每年5月~10月，每逢周五、周六，将对1、2号线地铁延长运营时间，为消费者前往长安街沿线及二环周边的京城夜消费场所提供便利。同时，地铁其他多条线路也在周末延长了营业时间。

“其实，北京对夜间消费有足够大的需求。”张佰瑞认为，对北京这种世界级城市而言，发展夜间经济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既是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北京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志，“在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城市的活力。”

补课“深夜食堂”

簋街是北京夜间经济的一个缩影。

胡大饭馆所在的簋街，是北京最具地标性的宵夜一条街。在全长1400多米的街道两侧，有超过250家商户，其中90多家是小龙虾店。胡大饭馆在这条街上有4家分店，每天可以卖出8000斤小龙虾。胡大饭馆总经理助理方绪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店门口，每天上午11点就有人开始排队，等位不间断延续到凌晨2点。还有一些顾客，会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从前夜的醉意中彻底清醒过来，起身就走进了新的一天。

尽管簋街的宵夜已经火爆了二十多年，但如何在深夜更好地照顾好人们躁动不安的“胃”，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在计划打造更多的“深夜食堂”。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各地纷纷开始挖掘夜间经济的潜力。各地拉动夜间经济的招数中，如何吃好，都是头等大事，因为餐饮是夜间经济中最重要的品类之一。7月12日，北京商务局推出“夜间经济13条”，其中特别提到，推出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北京市商务局还拿出真金白银，给“深夜食堂”提供资金支持。

杨文鑫去年接任了北京中骏·世界城(以下简称“世界城”)总经理。世界城是朝阳CBD区域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当时摆在杨文鑫面前的一大难题是，世界城位于世贸天阶北侧狭窄的街区，西北临着人气很旺的侨福芳草地，项目体量很小，运营10年，一直不温不火，在消费者眼中缺乏存在感。

他带领团队开始进行市场调研，询问消费者和商家的需求，嗅到了北京夜间消费的潜力。滴滴提供给世界城的热力图显示，全北京夜间打礼橙专车的区域中，世界城一带的接单量最大。杨文鑫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世界城的主要客群是中高端用户，有消费力和消费需求，因此决定在经营业态和时间上打差异化竞争。

杨文鑫团队开始改造世界城街区，将此前零售、生活精品店统一改造成餐饮商铺，引进一些餐饮品牌和网红店。在他看来，大环境消费相对不好，大家没办法进行更高层次的消费，世界城更侧重做一些“口红效应”行业，比如吃一顿饭、看一场电影等。除了引进自带流量的店铺，7月起，世界城启动深夜经营，不少门店已经张贴“深夜食堂”字样，经营时间延长至凌晨2点，其中海底捞24小时营业。

世界城里一家酸奶屋的店长刘洁记得，一般零点后，消费者就明显变少。但时常也有从对面酒吧出来的微醺顾客拐进来，点上一杯酸奶解解酒。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门店马上打烊，一位外国人在附近找不到其他餐馆，在酸奶屋坐到了凌晨3点多，埋头吃了3碗酸奶。在刘洁看来，即使到了深夜，人们仍然对餐饮有需求。

仅一个月时间，“深夜食堂”就给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朝阳区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世界城是朝阳区CBD唯一深夜营业的高端餐饮街区，环比6月晚22时至次日凌晨2点，世界城各门店客流量日均增长四十多倍，近1万人次。

不过，营业时间延长，必然会带来成本的提升。杨文鑫介绍，世界城项目开深夜食堂，每个月增加成本大概在120万元左右。而在胡大饭馆总经理助理方绪虎看来，总店24小时营业，员工成本肯定会提升，但他们更在意的是，希望营造夜经济的氛围，为簋街聚集人气。

24小时营业，也对店铺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更多挑战。每天晚上，胡大总店前厅有五十多名服务员穿梭在包间和大厅，后厨五十多名厨师一刻不停翻炒着。曹文利是总店店长，他精力集中地检查着饭店的每一个流程。凌晨两点后，漫长的排队结束，但是大厅仍然坐满了顾客。人们的节奏慢了下来，但是曹店长丝毫不敢放松。

这段时间，人们最容易喝酒闹事。“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诗人北岛在《波兰来客》里写道。而胡大的服务员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最害怕听到杯子破碎的声音。

夜间经济≠夜市

除了餐饮，夜生活的传统场所——酒吧和夜店并没有被鼓励。

在研究者看来，这一次，政府试图打造过去夜间经济的“升级版”，也有人说是夜间经济2.0版，区别于过去市场自发形成的1.0版。1.0版的夜间经济，以夜市和酒吧等业态为主，但近年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萎缩。

夜市一直是北京夜间经济中缺失的一环，平民化的露天夜市先后被取缔，甚至外地游客最爱打卡的王府井东华门小吃街也被关停改造，露天烧烤更是多年来一直不被允许，平民化的夜生活方式越来越少。硬币的另一面是，夜间高消费成了普通百姓夜生活的拦路虎。北京从来不缺少夜间挥霍的传说，有公众号曾爆料：2016年，王思聪曾在KTV一晚壕掷250万元，有人感叹：“生生地喝掉了一套北京东五环的房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张佰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国内主流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夜间经济是小众研究领域。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夜间经济认识也不全面，常常将夜间经济与酒吧、夜店、大排档这些特定消费符号相联系，甚至还有一些负面联想。

但在某种程度上，酒吧是衡量城市夜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我有故事，你有酒吗？”对很多都市年轻人来说，“喝一杯”才是城市夜生活开始的标志。

酒吧和夜店这种业态，在北京也经历了起伏，三里屯是其中的代表。三里屯第一家酒吧在1995年正式营业，“三里屯北街”这条毗邻使馆区的街道，在短短几年时间迅速火爆。2002年，爆发了一场“三里屯是否该拆迁”的争论，最终产生的“三里屯酒吧街改造工程”，计划将酒吧街和原来已拆迁的三里屯服装市场原址“合并”。不过，这种被规划出来的“秩序感”，并没有太多活力。原来的酒吧消费者很快又在另一条小巷聚集，“脏街”在2005年左右悄然兴起。但很快，三里屯南北两街又开始整改，这一次的定位是“时尚文化街区”，许多刚拿到营业执照的酒吧因为不符合发展定位被迫关门。直到2017年，又一轮大规模整治让“脏街”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随着今年以来各地夜间经济的回暖，对夜间经济也经历了再认识的过程。普华永道思略特最新发布的《夜间经济激活城市“FUN”生活》研究报告显示：从国际上来看，夜间经济非常多元。本土化和国际化、传统和潮流、接地气和高大上等多种夜间经济，往往都有各自的市场。比如，纽约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以24小时地铁著称的“不夜城”，夜生活从文化切入，不论是传统中心时代广场和百老汇，还是年轻人聚集的东村和布鲁克林，夜生活内容多元丰富且充满生命力。

国内夜间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24小时书店、博物馆、美术馆、Livehouse各类演出市场，开始成为北京深夜消费的主阵地。

晚上9点，赵琦穿过人来人往的太古里南区，闪身进入了24小时营业的三联韬奋书店。相较于外面热闹的街区，书店有点冷清。赵琦住在附近，晚上刚跟家人吵了架，无处可去，只有跑进书店。24小时书店，总能在必要的时候为一些都市夜归人提供心里抚慰。

朝阳区商务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联书店在夜间运营，目前还是亏损状态，但更多是出于公共服务角度考虑。为发展夜间经济，朝阳区建设了150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4家城市书屋，2家街道级图书馆错时延长消费时间。

为响应发展北京夜间经济，国家博物馆从7月28日起，在暑期每周日延长至晚9点闭馆。国博的尝试起到了引领作用，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等都加入到了“博物馆之夜”队伍。

在张佰瑞看来，相较于其他城市，北京夜间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文化和科技。北京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国没有哪个城市比北京的文化资源更多，北京有160多家博物馆、50多家美术馆、大量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动物园和各种历史文化景点等，这些都是可待开发的“夜间经济”蓝海。

不过在张佰瑞看来，提升文化和科技在夜间经济中的价值，北京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夜游指数报告也指出：整体来看，各个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不同属性的夜间活动与夜游场所偏少，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象转身”的困境

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身份，在发展夜间经济时，既有特殊禀赋，也有不少掣肘。

胡大饭馆总经理助理方绪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7月，北京商务局“夜间经济13条”的举措出台后，簋街商家组成的簋街商会，联合36家商户准备在暑期高峰时段举行“不夜节”，延长营业时间，吸引更多人来到簋街。为了举办这次活动，商会需要去找东城区交通委、食药监局、应急办等至少10个部门提前报备和审批。

但这个计划最初遭到了不少部门的反对。“簋街商会没办法，只能找到东城区商务局反馈情况，商务局最后邀请区长出面，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发展夜间经济的协调会。”方绪虎回忆，这次协调会后，簋街商会明显感受到各部门态度的反转，不再一致反对，开始强调注意事项、应急预案，继而表示“我们配合你，你们自身也要规范”。

身处政治中心，北京对秩序感和稳定性的要求，压倒一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北京投入大量精力整治市容市貌。露天烧烤、夜店酒吧、大排档等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并在交通、环保、噪声上频繁接到投诉的项目，成了重点管理对象。

连续几年，簋街都是被重点整治的对象。2014年3月末，东城区城管、公安、交管等部门以及北新桥街道办联合行动，对簋街上四十多家门店悬挂多年的灯笼、灯箱广告进行一一拆除。2016年，簋街入选北京市东城区“疏功能控人口”名单，随之进行升级改造：拓宽人行道，增加绿化，路边不能停车，而是集中停放在簋街周边的近200个停车位。甚至，为了改善卫生，等位客人手里磕的瓜子也换成了玉米片。

簋街从原先的“脏乱差”变成了模范餐饮街，改造得到周边居民的满意，但商家却难掩失望。方绪虎记得，2017年冬天，簋街很多商铺也遭遇了客流寒冬。客人没办法在街边停车，又失去了烟火气的排队氛围，胡大的生意下降了近50%。“簋街现在干净整洁，但是商业氛围没有以前浓厚了。”他认识的一些商铺老板难以承受赔钱，准备合同到期后就搬走，感慨“簋街不再是过去的簋街”。

过去自发形成的繁华景象，在政策的反复中被来回拉扯，被很多人批评是夜间经济缺乏活力的根源。但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放任”是不现实、也是无法接受的。如何协调游客与居民、居民与商家、商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考验着城市夜间治理水平。

朝阳区商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去上海和成都考察，他明显感觉到，这些地方的“外摆项目”在管理上相对开放。上海夜经济的“外摆项目”已经有一套机制，当地商务局可以协调街道、执法部门，对夜间外摆有规范的准入机制，而北京就没这么容易。

在新一轮夜间经济热潮中，如何探索更包容的监管方式，成为各地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朝阳区商务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夜京城”的地标之一，三里屯商圈正在进行外摆试点，和过去无序的状态不同，在环保、安全等方面，对外摆商铺有更严格的规范。

“夜间经济”的发展，有时候也意味着，必须对过去某些治理方式进行重新审视，甚至“回调”。北京市某区商务局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以来专门与各个部门召开协调会，向不同部门解读夜间经济政策，但是起初很多部门并不理解。“有的街道办抱怨，前几年治理‘开墙打洞’，费了那么大力气解决了小商小贩，现在又让他们出来。”几次协调会后，各部门才慢慢理解政策，适当放开尺度。

对一些部门的考核标准也亟须发生改变。上述商务局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京推行了“12345”接诉即办，政府会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重要依据，定期通报排名靠后的街道和部门。但是发展夜间经济，有可能会增加投诉率。在这样的标准下，被考核的单位压力很大，“有可能为了尽职履责，在夜间经济上一切从严。所以发展夜间经济，需要逐渐完善考核标准等配套内容。”

“发展夜间经济要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起鼓励和引导作用。”北京市商务局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一些学者也建议，政府要做的，不仅是培育，更要破除不利于夜间消费的过度管制。

(应受访者要求，贾靖楠、赵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