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王石：“我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84年的深圳市深南大道

中房报记者 李燕星丨文

1984年1月24日下午，邓小平的专列在南方绕了一圈后，到达深圳。当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高的楼顶眺望新城区在建高楼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石，4个月后，他创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家公司后于1988年11月21日，在深圳市政府批准下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800万元，1991年上市后定名“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准备在1984年干大事的人不止王石一个，他们在迷茫中奋进，在探索中试错。

这一年，在一家仅有几人的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高干子弟任志强，卖了3年油条后，被上级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他同样嗅觉灵敏，开始琢磨起靠修房子来赚一笔。

同年秋天，浙江一个铁匠的儿子楼忠福想方设法当上了他所在建筑公司的经理，贷款160万元，开始向房地产行业进军。

在这个需要一往无前干大事的时代，人们似乎比以往更勇敢了，对“开放”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1984年取消粮票前，深圳市民排队在国营园岭粮店前

这一年，在深圳，邓小平欣然提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0年在深圳签下第一份港商合建合同的骆锦星，1984年更大胆地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后来因击败长江实业等老牌房企而名声大噪。

这一年，在上海，邓小平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1984年，上海黄浦区最大的换房会在人民公园内举行，两万多名市民到场交换调房信息，人民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到场采访的意大利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只能爬到公园内的梧桐树上进行拍摄。

1984年，北京宣武门

这一年，在北京，邓小平在谈话中说到：“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84年，那些一直逗留在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老莫斯科餐厅的外国人，也开始渐渐转移到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

时光洋溢着小人物、小选择、小变化，小确幸。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向我们走来，国家对住房的改善更加注重，一项记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八四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1984年，城乡居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新建住宅约1亿平方米，农民新建住房约6亿平方米。

1984年不只属于某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属于每一个人。这一年，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等数家地产企业呱呱坠地。

1984年也不只属于某个风生水起的企业，全国的城市意识开始萌发，一个从事件性到系统性的变化欣然显现。1984年10月，国家计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的通知，一批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应运而生。

1984年，上海华亭路的服装批发市场

可以看到，中国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成立，西安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成立，深圳市盐田区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城建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个时代缩影是，1984年至1992年,济南共成立此类城投公司13家,业内称为“老13家”，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城市。这些企业也从政企不分开始转向独立经营。

1984年，更不只属于每个城市，对于整个行业颇具意义的是，“房地产”这一名字被正式命名。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这些繁荣的表象背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更本质的剧变。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后数年的蛰伏沉淀后，到1984年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人们对“住宅是一种消费资料，同其他一切消费资料一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也是商品，也可以允许买卖，房租也应是分期支付的住房价格”从争议到形成共识，为实行住宅商品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我国也适时推动了住宅商品化。

反过来说，从“建筑业不赚钱”到“建筑业要赚钱”的思维转变，带领更多的人、企业和城市走上房地产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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