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历来不好处理。如今，中央求稳定、防风险、看长期，地方却相对激进，大搞“铁公机”、“新城新区”等，忙得不亦乐乎。为何？国家信用不可分割，需要统一“兜底人”，中央全盘考虑，地方只关注其“一亩三分地”、短期增长和业绩，甚至套一套国家担保的利，搞一些微观理性而宏观不理性的事情。
这种“央地关系”，全球都是共性。近期，关于一个中国房地产项目，大马总理和州政府表态前后不一，哗然的背后是“央地关系”在作祟。今年新任大马总理的马哈蒂尔，创造了一项纪录，他以92岁的高龄，成为世界上最高龄的民选领导人。笔者对他印象深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曾任大马总理的马哈蒂尔怒斥索罗斯，“我们花40年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一下子被这个有钱人给搞垮了”。自此，大马励精图治，巩固财政、夯实币值基础，但怎奈罗马城非一天建成。
近期，土耳其、阿根廷等国货币贬值，掀起了新兴国家货币和经济困境的蝴蝶效应。时隔20年后，大马再迎挑战。目前，马来西亚总外债占到外汇储备的210%，尽管远低于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但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算是比较高的。从短期偿债压力看，马来西亚短期外债规模大约是外储余额的0.9倍，面临一定的偿付压力。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美国算是“矮子中的高个儿”，美元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产业基础不好、财力不扎实、借债多的国家自然比较恐慌。
当下，问题国家都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钱，但IMF又不是印钞机。借钱可以，但前提是要缩减支出、夯实财政，不然以后拿什么还钱？所以，不难理解，经历过90年代阵痛的马哈蒂尔，为啥要取消东海岸铁路计划和两项油气管道计划，不是不需要，而是支付能力有限！回过头，在大马的中国开发商多啦，为何掐着这个不放呢？原因在于，这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项目，还靠近比大马发达很多的新加坡，财大气粗的中国人买，新加坡人也来买，房价能不高吗？
游资将房价炒高，然后再撤退，最后留下一地鸡毛，这不是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续集吗？大马总理说的自然有理，但对项目所在的大马地方政府（柔佛州），2015年布局的这个面积20平方公里的超级项目，能给地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税收增长。且不谈州政府的决策权有多大、牵涉的利害关系有多复杂、有多深，此时突然叫停，不让外国人买了，收拾这个“烂摊子”的一定是州政府。所以，州政府才会不惜冒着“犯上”的风险，也要纠偏总理马哈蒂尔的不恰当言论。
再回过头来，我们也要检讨一下自己。填海、造楼、广告、卖房，一气呵成，与国内“高周转”节奏齐头并进。看上去，这样的战略没什么问题，国内像这样昂扬的节奏见多了，但是“给外国人建房子”、铺天盖地的广告、有钱人蜂拥而入，对于节奏偏慢、收入偏低、未来或面临资本外逃风险的大马来说，可能并不恰当，甚至不受待见。而且，这种交互方式产生的负面印象，让项目本身在中长期内能给当地带来的就业、税收、经济增长等等正面的巨大效应也被冲淡了。
地方确实有自己的“小九九”，大项目往往被当做“地标”而备受重视。但对出海的企业来讲，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不意味着成功和一劳永逸。地方官员可能看重短期业绩，但国家和百姓更看重项目对当地就业和税收的长期贡献，对环境和生态的修复和保护，与当地文化和习俗的契合。但凡是造城项目，就说明当地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存在巨大缺陷和短板，只要抱着长期培育、补足配套短板的心态运作项目，就一定能获得各方认可，因为包括政府在内，大家都是受益者。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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