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发展的养老业：机构趋向高端 社区供应不足

（原标题：缓慢发展的养老业： 机构趋向高端 社区供应不足 运营困惑重重）

本报记者 王营 实习生 晏思思 唐月慈 北京报道

导读

王小龙将目前养老业遇到的问题总结为“缺人、缺地、缺钱”。

来自各种权威渠道的数据都证明，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在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6.3%，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

尽管中国决策层已有所意识，但各个层面仍在困顿与摸索中前行。“以前，中国人考虑的是建幼儿园、学校，但从来没想过要做养老院。现在（企业）建养老院是见缝插针，但已经被高地价捆绑了。”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慨。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老人普遍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2017年2月28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发展目标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护理型床位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70%。”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实是养老事业发展十分缓慢，缺口仍然巨大。根据2018年8月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二季度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中国养老床位目前合计约为729.54万张，与2017年相比减少了15.2635万张；另外，2018年第二季度相对第一季度，养老床位数增加了2.1万张，但在增加的床位数中，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增长较少。也就是说，一个季度全国才增加了2000张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也仅增加了189个。相比之下，社区养老似乎成为发展重点，在2018年二季度中，床位增长了近2万张。

北京市正处于中度老龄化时期。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北京全市常住老年人口340.5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5.7%。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研发现，为了应对中度老龄化，除了金字塔塔尖的养老机构以外，北京市在普惠养老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探索，即发展社区化养老。

驿站养老

社区养老机构目前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于北京市场：以提供服务为主的驿站形式和由企业运营的社区养老机构。

位于海淀区阜成路北一街1号的颐佳养老甘家口驿站仅有一层，占地面积不大但各种设施齐全。中央厨房占了大约1/3的面积，剩下的区域设有推拿理疗室、康复器材室、安装了投影屏的会客厅以及供老人休息的座椅区。进门口左边的书报架上摆放着颐佳服务的收费表、会员卡折扣信息以及一些相关的活动宣传彩页，右侧放置着一个多格售菜饭台，在就餐时段售卖老年餐。周三上午，驿站里不算特别热闹，陆陆续续有老人上门购买眼部护理、慢病管理、推拿等服务，到了中午，购买老年餐的老人比较多，他们和工作人员交谈甚欢，气氛温馨。

这是北京市应对中度老龄化社会的一项计划。2016年5月18日，北京市民政局发布《支持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十条政策》(简称“养老十条”)。“养老十条”中提出,2016年将在城六区试点建设15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2020年实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全覆盖；发布“北京养老”品牌，鼓励并支持全市养老机构、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养老服务设施统一使用推广。

由于早在政策出台之前，颐佳就已试水摸索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因此，借政策东风，类似颐佳这样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在北京布局迅速加快。截至目前，颐佳在北京市设置的养老驿站共有16个，辐射共210多个社区。

政府对于颐佳这类社区养老机构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房租和其他建设成本上给予颐佳资金补贴；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困难老年人养老“兜底”；三是在居家适老化改造、精准帮扶、适龄老人评估等专项项目上，与颐佳展开合作。

在北京颐佳养老创始人翟宁看来，由于中国消费理念亟待升级以及社会福利配套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而不能直接将国外的养老模式移植到国内。另外，由于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的原因，90%的老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而居家养老的老人对老年餐、老年陪同就医、心理关怀、精神文化、紧急救助等服务的需求较大，如何提供这些服务，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商在做的事情。

翟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颐佳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有三块，一是个人用户，二是政府用户，还有一些是大的企业和集团用户。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的占比较高，个人购买服务的比例不大。但是随着品牌口碑的积累，这一比例也在逐年上升。2016年个人购买服务比例仅10%，目前已经达到30%左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颐佳养老甘家口服务站发现，颐佳养老驿站向社区老年人提供家政、助行、代购代办、助餐、精神关怀、助医服务、健康管理服务、教育培训等近30项服务，项目按小时或次数收费，价格非常亲民。

以家政为例，收费标准是一小时35元，老年餐是16元一顿。此外，颐佳今年推出会员卡制度，成为会员的社区老人可以享受更加优惠的折扣优抚服务。据甘家口服务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目前数据，老人每个月在养老服务上的花费平均在1000元左右，部分对老年餐和保洁服务需求量大的老人，每个月花费将近2000元。

翟宁告诉记者，国家目前对社区居家养老的支持力度很大，而且也有很多企业在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养老才能真正作为一个业态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社区机构养老

寸草春晖养老院是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直接领导下，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合作，参照国外先进养老院理念，于2011年建设的专业护理型养老机构，即目前朝阳区第一家专业护理型养老院，以专业照护、健康保障、康复支持、营养膳食、多彩生活、科技助力为特色服务。

2016年7月，首开集团联合北京寸草关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福睿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首开寸草”）。而后，这家知名养老院品牌迅速发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设立于2011年的和平里分院，首开寸草亚运村院、寸草春晖学院路院、寸草春晖双合院、首开寸草西钓鱼台院、寸草春晖望京院等其他分院均在2018年设立。

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宪平介绍，目前已有超过10家市属国有企业以不同方式进入养老业各个领域。首开集团入股的寸草春晖养老院是典型案例。按照其官方说法，这是融合式养老理念，将集团存量房产资源与寸草春晖优质养老服务相结合，打造集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为一体的连锁化、品牌化的专业护理型养老机构。

首开寸草养老院只接收失能和失智老人，一般为单人间和双人间，居住条件属于中高档。在为住院老人提供服务的同时，还为周边社区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行、助洁及助医等上门服务，让老人不出家门即可享受长期照护。据悉，这种养老院和社区照料相融合的模式最初就是由“寸草春晖”创建的，后被政府部门借鉴推广，按此模式在全市规划建设“养老照料中心”。因此，上述15家养老院投入使用后，也将纳入北京市养老照料中心的布局体系，享受政府补贴。

与社区驿站低消费不同的是，由于此类养老机构普遍针对护理型，因此收费较高。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调研，首开寸草养老院月收费主要在5000元-13000元不等，每个分院设有十几张床位，但均十分紧俏。在调研中，多个分院相关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已无空闲床位，在等待排位中的老人也有十余位。

王小龙透露，首开寸草春晖养老院是以合资公司形式成立，首开占股40%，寸草春晖占股38%，小股东占7%，其余则是管理层持股，从而共同组成了首开寸草养老服务公司。养老机构所租赁目前均来自首开集团旗下的存量物业，但账目单独核算，然后发展养老，属于独立运营、独立测算。

王小龙和他的同事们也曾依据国外经验，并针对中国人养老理念、中国社会国情以及老人心理进行过探讨。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社区养老机构更符合中国国情。王小龙表示，寸草春晖是最早提出社区居家机构一体化的模式，最后总结为融合式养老。所谓融合式养老就是在社区附近成立社区养老院，然后以此为平台，辐射居家养老，并连接社会资源。专业来说就是基于宅地化的概念，然后嵌入融合相应服务和功能，让更多老年人同时可高效、可运转、可持续、长期化发展，让更多人享受养老。该模式特点是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成本最低。对于老人而言，他们非常喜欢就近，而且还可以同时辐射居家老人；对于政府来讲，解决了就近资源最大化问题。

“每个养老院其实都不大，大约几千平米，但所达到的效果远大于远郊区的机构养老。辐射服务人群比较多，而且服务效果比较高。对于运营企业来讲，能够保持快速的轻资产运行，而且可以构建连锁化、品牌化的规模，类似国际发展经验。”在王小龙看来，护理老人以及半护理老人是养老业中非常重要的刚需，国外已经比中国早发展20年，该市场非常重要。

试错阶段的困惑

尽管政府正在努力引导各类资源参与养老业发展，但在养老服务过程中，运营商们普遍困惑重重。翟宁表示，养老最大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的养老模式没有保险介入，老年人在购买养老服务上有一定的资金压力。她认为，老年人不舍得花钱购买养老服务是养老业发展的关键。

此外翟宁认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商只有整合下游服务商资源，才能降低成本，保障质量，但目前下游产业还未发展成熟，无法形成产业链。“我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平台，希望为老人评估到价格合适的、品质有保障的服务，但是目前可选的服务实在太少了。”

养老行业人员的流失也是翟宁颇有感触的一点。“以甘家口这个驿站为例，这里的站长基本上一年一换，好不容易带好一个，因为某些原因就走了。”翟宁认为，要解决人员流失问题，必须提高养老行业从业者的尊严以及社会认可度。另外也需要让从业者看到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目前政府取消养老护理员执照表面上是降低了行业门槛，有利于破除垄断，但实际上对于行业的标准化会起到副作用。在日本，评估师、介护师的工资待遇和级别是完全挂钩的，干了多长时间能达到什么级别，达到这个级别能拿多少钱，这个晋升和激励机制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他们的护理业能获得良性发展。”翟宁表示。

王小龙将目前养老业遇到的问题总结为“缺人、缺地、缺钱”。“中国官方说法是现在至少缺少1000万的养老护理人才，其实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算法，实际有资格证的可能零头不到。而且现在年轻人不爱做这个行业，所以就面临巨大的挑战。没有人做养老，最后就会变成人工费很高。我们的社区养老机构模式非常像快捷酒店，没有大量低成本的钱根本做不到。据我们测算，在首开大股东支持之下，考虑到变动成本，养老机构盈利水平应该是在5%－10%，回报周期大约在十年。”

“当然还有政策需要完善，现在从事养老业在办手续时过于复杂，制约了养老发展。消防部门规定，3层以上不能建养老机构，这对一线城市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实际过程中，一些政策的滞后给养老业推进带来了很多问题。”

翟宁坦言，目前政府在养老方面的探索还处在试错阶段，出台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中，给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的运营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前段时间，政府推出为困难老人提供免费服务政策，我们驿站就需要去落地；但是后来（政府）又说不能提供免费服务，我们又需要跟老人们去解释原因，所以国家政策对我们运营影响还是挺大的”。

“总结起来，中国的养老问题应该多元化保证、分层管理。该政府负责，政府就一定要负责，该市场负责的政府要给政策支持，鼓励市场来解决。现在政策认识不清、政策不到位、统筹力度不强是个问题。”王小龙感慨称，发展养老很重要，这代表国民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