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黉门对话：编纂民法典需适应21世纪混合性经济

图说：国立政治大学法学教授苏永钦（左二）与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Gregory S. Alexander（左三）系本次北京大学“黉门对话”的主要嘉宾。

4月14日，北京大学年度学术论坛“黉门对话”在法学院凯原楼举行，两位主要对话嘉宾分别是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Gregory S. Alexander与国立政治大学法学教授苏永钦。

苏永钦长期关注中国民法典编纂，他在主题发言中表示，在土地等不动产属国家集体所有的情况下，中国立法者可以考虑尽可能最大程度放开次一级的使用权，以便在21世纪越发普通的混合性经济中，让民法典的工具箱和底层规则角色发挥到最好。

中国立法机关目前正在编纂民法典，其中总则部分即民法总则已经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此次对话的议题之一是“民法典与体系性思维”，苏永钦作为知名大陆法系民法学者，是这一议题的主讲人。

他提出，民法典的编纂犹如盖房子，框架的搭建非常重要，“从其他法典化国家的经验来看，法典价值巨大且修订困难，比如德国民法典的重编是在2002年，距离上一次编纂过去差不多一百年时间。因此，中国此次编纂民法典，需要用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将一些构成基本原则和共识的、一些久久不变的概念纳入民法典。”

Gregory S. Alexander是英美法系中的财产法著名学者，他提出的“财产法与人类繁荣”概念同样是此次对话的焦点。“人类繁荣”（human floushing）是对“eudaimonia”这一希腊词的英文翻译，并被经济学家所采用，该词语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但是Alexander教授使用这个概念更多是从德性的层面展开的，会议中也有学者建议翻译成德性圆满或者人性绽放。 

“我并不想将eudaimonia翻译成幸福（happiness），因为幸福大多是主观的，而人类繁荣是相对客观的。人类繁荣理论讲究识别财产权的本质，继而关注到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与义务，主要还有财产所有者对其他人和外部社会的责任。人类繁荣的客观更多是关乎德行。”Gregory S. Alexander解释。

苏永钦回应Gregory S. Alexander的人类繁荣概念时说，“这让我想到我们祖先的智慧，人类繁荣的概念与孔子《礼运大同篇》里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如出一辙。”

苏永钦还说道，“人类繁荣”概念对中国编纂民法典颇有启发意义，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高度凝练并且应该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Gregory S. Alexander教授从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得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促进人类繁荣，因而个人有义务将财产的剩余价值分享给社会。这不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而是财产权的本质，不是主观的，是客观的。”

另外，在谈及民法典在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地位时，苏永钦认为，在中国走向混合性经济的21世纪，民法典仅需对最底层的秩序和规则进行规定，告诉你人们他有怎样的权利，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享有哪些具体的所有权，即尽可能地打破现有民法中物权法定的原则。

“立法者应考虑以下三点：一，在保持土地等不动产由国家、集体所有的背景下，最大化第二级的土地使用权，范围接近于所有权，德国就有这种广泛的用益权；二，让每一种财产权利都可以再往下进一步分化，一直往下切分；三，处分财产权利的自由要打破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民法只要做一个根本原则的控制，要有更大的空间去做进一步的细化。”苏永钦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邓峰是本次“黉门对话”的主办者，环球律师事务所李文律师是活动协办者。

谢幕之际，邓峰总结说：“Gregory S. Alexander教授将财产法与德性理论相结合，是非常理性的视角。苏永钦教授给我们的洞见是，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随着财产公示成本大幅度降低，物权法定原则似乎也不是一定要恪守的，我甚至听到更具有诱惑力的理论——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将一些固定成型的东西通过当事人自治的方式、以公示的方式赋予相对扩大的效力。这对民法典的结构性改造和编纂具有体系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