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黎人口、产业疏解看北京大改造

（原标题：新巴黎城记： 人口、产业膨胀下的巴黎大区改造）

20世纪60年代，巴黎启动新城计划，最后形成了五座卫星城，将工业、金融业等迁出了中心区，打破了单一发展中心城区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城市病。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巴黎都稳坐“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宝座。不过，19世纪中叶经过奥斯曼的改造后，巴黎才成为一座现代都市。

奥斯曼对巴黎社会与经济空间的体系化改造，重塑了这座城市。但这不是巴黎的最后一次改造，此后的巴黎经过屡次改造，才形成目前巴黎的城市样貌。

现在核心的巴黎市，主要是大环城公路以内的区域，面积只有105.4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而巴黎大区则囊括了巴黎市和周围的七个省，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20世纪60年代，巴黎启动新城计划，最后形成了五座卫星城，将工业、金融业等迁出了中心区，打破了单一发展中心城区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城市病。

多位受访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的大城市病应该通过卫星城去解决，而卫星城要有较强的稳定的功能，定位要明确，和主城区的交通联系要方便，比如巴黎的地铁（Metro）和城郊快线（RER）站点密布，将市区与其他地区联系起来。

相比之下，北京的卫星城规划相对较晚。而且，巴黎的卫星城主要是为了解决居住和就业的平衡，但北京核心城区聚集了众多的城市功能，需要疏解更多功能，尤其央企的总部集聚等问题引起了多方的议论。

扩建5座卫星城疏散人口

历史上，巴黎大区经历过无数次市政规划与建设。

二战后，巴黎人口增长迅猛，原先产业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内，城区边缘主要为住宅群的格局，所造成的问题日益突出。

大量人口涌入首都巴黎，而巴黎以外的外省地区被抽空，加剧了首都与其他地区的发展不平衡。1947年，法国经济学家让·弗·格拉维埃在其著作《巴黎与法兰西荒漠》中，把这种现象称为“繁荣的巴黎”和“荒凉的外省”。

20世纪60年代，巴黎启动新城计划，扩建卫星城，将中心市区的产业人口向外迁移。

如今，巴黎大区主要包括巴黎市和周边七个省。巴黎市俗称“小巴黎”，面积只有105平方公里，以一条环小巴黎的环城道路为界，比上海内环线内的面积还小。

巴黎大区则包括巴黎市和其周围的上塞纳省、瓦勒德马恩省、塞纳-圣但尼省、伊夫林省、瓦勒德瓦兹省、塞纳-马恩省和埃松省。这七个省又可以分为内圈的三个省和外圈的四个省。

“因为巴黎市区太小，所以决定它的新功能必须是在市区以外的地方。”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巴黎五座卫星城的建设，是在巴黎市外圈和内圈的三个省内。这五座卫星城，从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西北的赛尔基-蓬杜瓦兹，东边的马恩-拉瓦莱，东南的默龙-色纳，南边的埃夫里，西边的圣康丁-昂-伊夫利纳。

这些卫星城距离城市中心平均25公里左右，交通便利且集聚了各种产业，比如著名的迪士尼乐园就位于新城之一的马恩-拉瓦莱。

法国人习惯将卫星城称作“新城”。法国新城运动的目的较为单一，主要是为了疏散人口。

二战后，巴黎的人口增长极其迅猛（年均超过1%）。1946年，巴黎城区宣布停发建设许可证，同时鼓励在郊区建造房屋。逐渐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商业、金融、行政等主要集中在市中心核心区内，城区边缘则主要为住宅群的格局。

由于郊区商业设施匮乏、交通不便、就业机会少，造成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增加、交通紧张，使得这座城市的矛盾加剧。

多番尝试后，巴黎选择了卫星城建设。法国政府为这次改造做了大量规划。1961年专门成立了“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统一领导巴黎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同时，在巴黎大区设置了“巴黎大区城市规划与开发研究所”，对巴黎大区的建设提出规划和方案。

1963年出台的《巴黎大区规划指导方案》和1964年编制的《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1965-2000》，规划在巴黎周围设立了8个（后改为5个）人口规模介于30万-100万之间的新城，形成多中心的区域空间格局。

并非所有的卫星城都成功

根据多位专家的考察调研，巴黎的5个新城中，最成功的是迪士尼所在的马恩-拉瓦莱新城和西北的赛尔基-蓬杜瓦兹。

“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马恩-拉瓦莱，商务活动、总部经济的功能在马恩-拉瓦莱和赛尔基-蓬杜瓦兹都比较多。”宁越敏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巴黎大区规划和卫星城的建设值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借鉴，但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应该区别对待，毕竟存在着多维度的差异。

目前，巴黎大区的面积（12000平方公里）小于北京城的面积（16400平方公里）；但巴黎大区目前人口只有1000万，也远少于北京的2171万多。可见，巴黎大区的人口密度小于北京。

巴黎市的人口几十年一直保持在200万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黎大区的规划。资料显示，1975年-1984年，巴黎新城增加的人口占整个巴黎大区域新增人口的47%，这些迁入人口中的四成来自中心城区。

中法两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巴黎大区在整个法国的人口占比一直在下降，其它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多。而中国目前还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的外来人口涌进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中国的区域差别较大，北京又聚集了那么多的功能，有那么多的中央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央企，必然导致人口大量往北京集聚。”宁越敏说。

他和郑时龄都特别强调，北京的功能疏解，首先应该是体制改革，企业总部不必都集中在北京，“所以这次很多央企表态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另一方面，城市病和城市人口密度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与规划、交通、文化等都相关。

在郑时龄看来，巴黎的轨道交通系统非常值得学习，“主要是它的RER线，用铁路支持公交运营，市区的地铁和郊区的大站铁路虽然由不同公司运作，但使用同一张卡，市区和郊区之间衔接顺畅。”

他指出，城市的轨道交通应该是多模式的，中国应该采用铁路支持、公交运营，人数少时可以开大站车。

当然，巴黎的卫星城并不是都成功了，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供中国借鉴。

“有些规划带来的意见还挺大，也没有解决一些社会矛盾。”郑时龄说，2005年巴黎郊区爆发社会骚乱，主要原因是人口疏解之后，居民成分太集中，而大区没有行政职能，只是协调机构，很难处理这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