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城市太拥堵 房价过高人太多

（原标题：求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城市太拥堵 房价过高人太多）

中国城镇化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在城镇化如火如荼的当下，下一步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和路径？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中外专家学者给出了建议：通过深化改革，调整城镇人口结构；创新技术，把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延伸到中小城市；通过产业支撑，让城镇化开花结果。

专家们还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避免并化解因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而导致的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推高实体经济发展成本等问题。

新型城镇化面对挑战

纵观中国城镇化的历程，硕果累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去年，中国城市规模和数量快速增长，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6年的57.35%，增长了2.2倍，可谓成绩斐然。联合国报告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全球大概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四分之一是在中国。

但是，“在我们的城镇化中，大家知道城镇化率衡量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按常住人口衡量（如上是57.35%）。另一个衡量指标是按照户籍，现在只有41.2%，户籍的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就有一个差距，像一个喇叭似的。因此面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口问题。而中国需提高人口素质之外，中国人口结构也不像过去那么有利了，因此中国不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的问题，这正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面对的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则从另一个角度在思考——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在哪里？“我的答案就是大都市圈。”他说：“然而，我们面临着城市现在太拥堵、房价过高、人太多、空气不好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政府有意无意把房价往高推。为什么这么搞呢，卖地有收入。但是，地价过高以后，成为生产运营各方面最大的成本。整个城市运营成本上去以后，反而没有竞争力，城市相当一部分产业可能会衰落。所以我说你是得到了一个卖地收入的芝麻，最后把整个城市转型创新发展的大蛋糕、大西瓜给丢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划算。”刘世锦说。

发改委“新掌门人”何立峰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结构性失衡之一就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一度带动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

创新改革以求“健康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面对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机会，而这些都需要在创新和深化改革中化解和实现。

“城市经营者的思路和战略需要调整，土地制度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了，要加快推动。”刘世锦认为，房地产税还是要出的，也不能拖得太长，如果有房地产税，可以进行结构调整。这些任务都很艰巨，但时机已经到了。

何立峰也强调，要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分类调控，因城施策，加快建成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控制信贷资金过度投向房地产业。

事实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应该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城镇的优良和便利，而不能让高房价成为城镇发展的负担和阻力。

“我们要真正推进城镇化，难点在于城市化，特别是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是要付出成本的，比如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各种社会保障是要有补贴的，是要有财政支出的，这部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地作出行动。”蔡昉说。

他认为，中国1.7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面临着很多制度性的改革（关键点是户籍制度改革）。应通过中央和地方分担改革的成本，推动这样的结构调整，解决在城镇化中所面临的巨大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压力。

刘世锦也认为：“中国城镇化今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看中国农民工进城朝什么城市去的问题。”

在公共服务福利方面，他认为，除了改革之外还要有产业支撑。“没有就业机会，过一段时间人就走了。所以‘以人为本’首先得有产业的支撑，有就业的机会，通俗说就是能赚到钱。”

值得一提的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还给出一个“技术类”解决问题的视角，即“利用现在的信息技术数字化，把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延伸到中小城市或者是进一步覆盖到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