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女儿在电话中叫苦工作累，林芳和老伴儿商量后，决定还是去北京替孩子们搭把手，照顾下外孙女。冬天的北京，她其实是不太喜欢的，空气太干燥，刮起风来吹得人皮肤疼。
如果说女儿是大家常说的“北漂族”，林芳则属于现在新流行的人群——“老漂族”，为了支持儿女们的事业，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的一对对老年人。在这里，他们既见识了都市的繁华和便捷，也默默苦守着孤寂和疏离。
一年里，南方老太太林芳至少有半年是呆在北京的。“女儿和女婿工作忙，得挣钱还房贷、养孩子，趁着我这几年身体还好，替他们带一带孩子。”
林芳的女儿小雅，自大学毕业后来北京闯荡，已经有十年了。刚开始，林芳还曾劝说女儿回南方去，理由是南北方水土和生活习惯差异大，女孩子还是适合在离家近的地方生活。慢慢的，随着小雅在北京扎了根、成了家，她也就不再提起回南方的说法。
三年半以前，外孙女的出生，让林芳正式开启了“漂”在北京的生活。“电话里，我一听说北京的月嫂要好几千元一个月，就主动要求来北京照顾外孙女。”她给记者算账，当时女婿刚换了新工作，工资收入不算高，小两口每个月税后收入也就一万多元。刨去每月5000元的房贷、1500元的养车成本，如果再请一位月嫂，基本上就是负债生活了。
女儿四个月的产假期，是两边的老人轮流照看的，一人两个月。产假结束之后，女儿立即回到工作岗位，朝九晚五，一分钟迟到不得，孩子更加需要有人照顾。经过两家人商量后，林芳和老伴儿继续留在了北京。“因为女婿家不止一个小孩，老人还得顾另外一个，而我们就这么一个独生女。”
到外孙女一岁时，老伴儿就再也不愿意呆在北京，在嚷嚷声中回到了南方老家。林芳又一个人带了两年孩子。
每天和儿女聊不上10句话“累肯定是一个方面，小孩儿几乎是一分钟都离不开人，可老伴儿更多的情绪还来自于不习惯。”
女儿小雅在北京买的是一个高层的住宅小区，一个社区中住着几千人，却谁也不认识谁。这和老家邻居间闲来互相串门的热络，形成了天壤之别。白天，当儿女们都上班时，除了孩子的哭闹声和电视机里的咿呀声，房间里几乎没什么动静。晚上，儿女们回来了，想聊上几句，可看着他们疲倦的神色，老人又把嘴巴闭上了。
“更何况，我们和孩子们也聊不来。”林芳说，他们每天的生活半径就是门口菜场到最近超市的一公里，能聊的新鲜事儿也就是菜价的涨跌。可这些，作为年轻人的儿女并不太上心，涨2毛、跌1毛，该买的东西还是得买。他们常常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听着这些块儿八角的琐碎，少有附和。
有时，他们也聊聊老家的熟人，“哪家阿姨的女儿终于结婚了”、“哪家阿姨的儿子又去读了个博士”。只是，这些人毕竟离女儿太远了，说了两次后，话题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有时候，感觉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就是在画着一个圆圈，一个围绕着这套两居室的圈，买菜、做饭、带孩子，周而复始。”林芳笑称，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快失去说话的能力，所以强迫自己多说几句，可说多了，在儿女耳朵里又成了啰嗦。
在采访中，说话，本该是件最简单的事儿，竟然成了许多老人生活中的难题。“女儿常年加班，晚上回来最早也得8点。”来自东北的高阿姨告诉记者，尽管住在同一间屋里，但工作日里她和女儿沟通主要靠微信，主要是些“几点下班”、“回来吃晚饭吗”的询问。“有时，一天也和女儿当面说不上10句话。”
看个胃病要花一千元
当然，作为首都的北京，还是给老年人带来了许多惊喜和惊奇。
安徽老太太王英，就经常在朋友圈中“晒”着北京的一切。比如，前几天女儿带着她去吃了一次台湾小笼包，虽然价格有点贵，可她也算进过了“世界十大美食餐厅之一”。比如，国庆节的时候，她去公园看了看花车巡演，手机拍的视频立即传给了亲戚，因为老家可从来没有这么热闹的花车。她还一个人试着坐地铁去了一趟奥林克匹公园，那长长的地铁线路让她感觉真是“高大上”。
发达的医疗资源，也是大都市的先进之处。有段时间，王英的右胳膊肘疼痛不已，在老家看了两次医生，都没能治好。可是在北京的医院只挂了一次号，服了一个周期的药后，胳膊肘的疼痛就大大缓解了。
“医疗技术好是好，可我还是不太敢生病，价格太高。”她记得，有一次她因为胃疼去医院挂了个号，医生告诉她，如果要彻底弄清原因，建议最好做一个胃镜。做胃镜加上开药，价格在1000元左右。最后，她选择只拿了300元的药而没有做胃镜。
“等什么时候回老家做吧。”因为医疗保险不在北京，她在医院的一切花费都得自费。所以，老人的原则是不是非得在北京做的检查，就全部留到回家时再做。
二孩放开“老漂族”不断壮大
所谓老漂族，指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的老年人。而随着二孩生育的放开，“老漂族”群体也会不断壮大。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加剧，是‘老漂族’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董磊明在采访中提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有更好的发展，选择离乡在大城市工作、安家。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价值观，讲究家庭代际关系，所以很多老年人“漂”到子女所在的大城市，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甚至，随着一批批中国人移民到海外，也渐渐出现了海外“老漂族”群体。
这些“漂爸”、“漂妈”们，因为拥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经济上具备自我养老的能力。但是，在不熟悉的大城市中，割断的人际纽带、缩小的社交圈子、语言的不习惯，以及异地医保制度的不完善，都给他们造成新的困扰。
社会学专家认为，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探索养老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探索运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元化资金投入和经营运作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动员社会力量，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帮扶力度，切实解决“漂族老人”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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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