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记之二:我从北京回来,带着天津人看不见的乡愁

文/刘乾超

大年初三上午，一个名为“新吃饭组”的微信群组织了一次聚会——天津人的日常生活好像永远离不开吃。

有一拨这样的天津孩子，大学时代在同一所学校念书，所学专业各不相同，新闻、历史、中文、广告、计算机、摄影、戏剧影视文学，这不妨碍他们因传媒之梦聚首，因投身校园媒体成为挚友，又因为毕业都去了北京、同在互联网行业谋生而聚合得更加紧密。

我们形象地把这个圈子称为“驻京办”。这是一群每周五晚和每周一早固定乘坐城际往返京津的双城族。只要不加班、只要不太累就一定回家，哪怕频繁的高铁路费开销已然抵上了一张春节期间的北京-三亚机票，仍乐此不彼。

房子均价3万块的帝都是奋进之心的容身之所，狗不理包子和相声之乡则是根，和那些真正的北漂相比，33分钟的高铁车程，似乎可以保这些年轻人事业和家庭两全。

没有一个天津人不恋家。优越的现代生活和闲适乐观的步调是这个城市品质生活的绝佳代言，只是北京、天津之间120公里的距离，足以隔绝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城市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放弃朝九晚五父母找好的家门口营生，转而过上与人合租、挤地铁、为KPI和选题疯狂加班的不那么舒适的生活，不过是不想早早妥协，不过是试图保全理想的最后体面。

“为年轻时吹过的牛逼奋斗终生。”买一张二等座车票从北京南出发，半小时就能停靠天津站，可这条回去的路，实际上却要走多少年才能到达？家就在那里，而我们回不去，推杯换盏间，只看到相似的无力感和不确定感。京津分化岂止表现在房价，两大直辖市价值观和工作氛围的截然反差，是那些外人理解不了的，乡愁。

离家工作已经四五个年头了。春节再回去，年轻人逛街购物的首选地不再是和平路滨江道，沿已开通和即将开通的地铁线，一批购物中心拔地而起。从事房地产报道的我能准确说出这叫商业地产的“分中心理论”，尤其在看到南开大悦城抢走了曾经和平路滨江道的人潮涌动，这让我感觉陌生。后者和小时候确实是不同了：千禧年初，天津市政府将当时法租界的商业建筑、业态统一改造，让和平路与滨江道连成一个金十字，取名“金街”，金是寸土寸金的“金”，与天津的“津”读音相同，寓意繁荣富庶。

在会计事务所工作的高中挚友后来告诉我，金街的灵魂，类似于王府井百货之于北京的劝业场，这两年已经接近不盈利了——更潮更具体验感的购物中心冲击着天津传统、骄傲的百货品牌，这座城市亦在自我革新中承受阵痛。

地铁和商业地产的铺陈改变了天津房地产的走向。一杯酒下肚，感慨毕业几年后，大家在天津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变化。

曾经和我同住红桥的靓靓，父母把家搬到了机场边的大别墅养老。习惯了佳园里便捷生活的我，把新家一竿子支到了南站。刚刚结婚的李氏夫妇在西南大学城边置了新房，离让他们相遇相爱的“天津吃饭大学”不远。文史评论学者杨先生和资深却自黑为“互联网投机经理”的捣乱帝依旧留在河东。这一天没能赴约的大门偏安北辰宜兴埠一隅，和我遥望地铁3号线的东西两端——一直觉得市区并不大的我们，如今四散各方，户籍登记地外溢到了西青、津南、东丽这些老天津觉得无比郊区感的新四区，最远跨度能有五六十公里。

客居北京的我们，平时分别混迹知春路、西二旗、大望路、朝阳北路和通州土桥，忙到很难聚到一起喝次大酒——如今即便是回了家，大家见一面好像也没那么容易了。

房地产的发展、房价的快速上涨改变了驻京办成员的坐标。2015年天津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突破12万套，仅次于2009年，创下近五年顶峰，市内六区均价全面突破了2万块。约一个月前，河北一个无名房企抢到了只有2万建面的南京路边上的和田道地块，这块地直接拍出4万楼板价，变成天津新科单价地王。我曾无数次在北京市国土局亲眼记录帝都拍地的疯狂，直到有一天发现，一直不被认为房价高的我的老家，核心位置好像和北京的新房均价相差也不远了。

不管愿不愿意，中心地带不断上涨的拿地成本和房价水平，驱使更多开发商和购房者转而涌入郊区，一个变化是，过去的唯市区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被推翻了。蓝印户口取消后，武清2015年成交套数还是达到了24478套房，超出了市内六区总和。

佛罗伦萨奥特莱斯所在的武清可能是最为人熟知的乡土天津转型代表。在京津城际开设的武清高铁站边上3公里，我的远房大姨在羊年尾巴被正式通知将在2016年拆迁走人。他们一家四口将能分到四套楼房并拿到20万块拆迁补偿费。曾经务农的他们很可能不了解农民上楼这样的专业说法，大姨只是告诉我，自从她带着3岁的我哥搬到杨村那条回民街起，距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

回来上班以后，记者们的返乡日记层出不穷，一位学者吐槽，返乡日记是城市对乡村的冷冷打量。其实上海江西那个颇具话题性的新闻，是极端化了的现代都市文化与农村固有习俗之间的激烈碰撞。不是只有乡村摧枯拉朽般的现代化大跃进才会产生乡愁，即便是务农，我武清的哥哥十年前就开上了小汽车，他儿子一样是玩着iPad参加专业课外补习班长大，他早已习惯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在时代交错中离开原本熟悉的位置，才是每个人心中泛起涟漪的原因。

个体命运终究逃离不开城市发展语境。我的家乡不断更替，变化，老故事也会催生新传奇，“变”，是永恒的规律。

在我所报道的这个行业里，孙宏斌的融创中国已经是天津的标签之一，盛名如斯，也不得不裹挟在时代洪流中，迎接并搏击行业之变。

比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依靠30万元/平方米定价领军北京顶级豪宅市场的融创，2015年竟然在天津卖出了170亿。什么概念？近郊不断上涨的新房成交将过去一年全市房价从高位最终平衡至11543元/平方米水准，做个极致比对，天津新房均价是融创最贵项目定价的三十分之一，170个亿背后，算一算融创究竟是卖出去了多少套房子？

天津历来是孙宏斌的主场。90年代街头随处可见的顺驰不动产，是天津最早的民营中介机构，和顺驰在海河大地所向披靡的新房销售额一起，成为我们这代地产媒体人难以磨灭的成长记忆。如今，在顺驰帝国倒塌后的第十一个年头，一座名为顺驰桥的三层互通式立交桥依旧矗立在天津市河东区华昌道迎来送往。

我不知道山西人孙宏斌卷土重来仍旧把主场设在天津，除了现实考量外，有没有也受到一种类似乡愁情结驱使？今年有机会再采访，我希望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位东山再起的铁血男人眼中，天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究竟对他意味着什么——就像驻京办每个人心中无数次自问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