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任志强回忆第一次插队生活 很难吃到肉

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为开端，展现上千万知青踊跃参加高考，拼命抓住这个回城的唯一出路，来否定文革。其实，知青回城还有第二条出路，比如任志强就通过当兵离开了插队的地方。

“‘文革’开始，我和哥哥都成了红卫兵，哥哥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副司令。后来我们的父母都被打倒了，被关进了干校。我们就成了一群没有爹妈管的野孩子，自生自灭，在城里瞎晃悠，我们还打死了一只大狼狗，几个人好好饱餐了一顿。但后来，逍遥时光也没了，因为我不得不去延安插队。”——任志强

毛主席一挥手，一声令下，结束了所有中学生们的学业，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移民活动。除了西藏之外，与他国相邻的边境地区，从云南、广西、新疆、内蒙古到黑龙江，所有军队农场、建设兵团和农村都集中安排了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去的中学生，补充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再打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成了正面的口号。

山西、陕西、宁夏等全国二线地区也建立了第二道防线。这既是一种战略布局，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中小城市则以就近下乡安置的方式，将城里的学生们都安排到农村去就业。

我是1969年1月9日出发的。我们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但已经是全列车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了，因为都是男同学（只有几个搭伙的女同学），这个场面就更为壮观了。

火车上一片叫嚷声，这是在抢座位、抢行李箱时发生了争吵。站台上几乎都是女人，有个别父亲和兄弟，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充分显示出来：车上是壮士一去不复返，车下是送子离乡上前线；下面无限的深情和期待，上面是满不在乎的无奈。“大丈夫勇闯天下，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仍在最后的时刻成为别离时的精神支柱。也有人梦想着在革命圣地延安再创一片辉煌。

接我们的“驴倌”是个朴实的陕北汉子，头上缠着的白羊肚手巾早就变成黑灰色了，比我高一些的个子，一双茧手，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与我们一路同行，走了60多里地才到我们生活、生产的地方。一路上我们好奇地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大多都听不懂。虽然在串联时我们也走过土路，踢足球也满场叫个不停，但这几十里山路对城里的学生而言，仍然是个考验。

沿途有山无村，有沟无流。因为是冬季，山上还有少量的积雪，也有局部的沟中存了点细水。这里没有过冬的庄稼，有些地就是一片雪白。山上偶尔可以看到握着羊铲放羊的汉子，羊群在沟坎之间跳跃，寻找着早已干枯的草叶、草根。远远地山上偶尔传来一两声高亢的信天游。

队长带着村里的几个人在村口迎接我们，队长姓崔。老人、小孩看戏似的指指点点，大概是村子许久没有来过外人了，更别说一下子从大老远的北京来。毛主席身边的文化人来了，从衣着打扮上就与当地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就像当年城里学生投身革命奔赴延安一样，今天终于又来了投奔乡下的城里人。

不知谁带头喊起了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村里的农民也回应了几句口号，而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他们回答了些什么。一个瘸腿的赤脚医生在帮我们做翻译，他是个非本地的伤兵，留在了当地的山沟沟里，他说自己是小八路，也有人说他是胡宗南部队抓的壮丁，有点文化，成了医生。当地人对我们说：“后生们辛苦啦，在屋里暖暖吧。”

整个村庄有十几户人家，沿着沟向上分布。每隔一段就挖一个窑洞，挖出的土正好用来在洞前填起一个土坪，成了院子。从路边到沟底，中间有些田，是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是村中最好的地。整个村子除了自留地之外，只有十亩左右的半平地，剩下的就是靠天吃饭的大山坡了。

村里给我们准备的窑洞是队里的仓库翻修的。村里给我们准备的窑洞是队里仓库翻修的。一口整窑，旁边有一个占据半窑的炕，窗户正对着两米之外羊圈的门。隔壁就是两个空窑洞，养着队里的几十只山羊。早晚队里的羊群就从我们的门前过，每到半夜羊群中会传出不断的咳嗽声，就像有人站在窗外咳嗽一样，时而有些贪吃的大老鼠会惊动羊群，羊圈就又会出现一阵骚乱，许久才能安静下来。

开春后这里更忙，村里人要将一部分羊粪挖出来堆在我们门前的场子上，用镢头将大块的羊粪捣碎，要尽可能捣成粉状，再将麦种按比例与羊粪拌在一起，用驴毛编织的麻袋背到山上。播种时前面的牛或人拉着犁，把地犁出一条沟，后面的人将掺有羊粪的麦种均匀地撒在沟里，下一道犁翻出的土将撒过种的沟盖上，之后就等着老天爷下雨了。山坡地不肥，因此施肥都是用这种办法，将羊牛粪混在种子里同时下地。而我们都成了羊群的保卫者。

窑洞一进门是两口大缸，一口大缸中是村里为我们准备的过冬菜，用盐腌的蔓菁，一种类似于萝卜的当地菜；另一口是水缸，村民们从沟边的井中挑水，存放在大缸里，缸里的水要用白矾净化沉淀，否则会从水缸里跳出蛤蟆来。几天就要淘一次缸，否则缸底就沉了厚厚的一层泥，往缸里续水时会将整缸的水都搅浑。再往前走是一块石板搭成的案台，是放碗筷、调料和切菜的地方，有个圆圆的菜墩子。紧接着就是灶台，能放两口锅的火灶，烟道在炕下盘绕，窑洞的底部边上有个垂直的烟道，一直通到山顶上，冬天这就是唯一的取暖设施了。

灶火既要解决做饭、吃水的问题，同时要让余热成为暖气，提高洞内的温度。烧的主要是柴火，每家每户的院里都是成堆的柴火。这里太穷，所有的庄稼秆都变成了牛羊驴的饲料，不像平原地带，可以将庄稼秆当柴火烧，做饭用的柴火都是从山上砍的灌木类植物。平时每日出工，回来时就顺便到沟里砍上一捆柴背回来，日积月累地存着，而新柴必须晾干了才能点得着，因此，总是这样堆新烧旧轮着来。每家也会存些炭，一般是在连绵雨天或者家里来人要摆席时用，平常舍不得用。

学生下乡第一年的粮食是计划供给的，一月生活费8元钱，学生下乡第一年的粮食是计划供给的，一月生活费8元，包括买粮食的钱，第二年的口粮就要靠自己赚工分了。最初队里给同学们定工分是一天6分，加个早工能多1分到2分。每个窑洞中都有一个单线的小喇叭，公社的广播站会用这个小喇叭来传达上级指示。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小喇叭就开始播放《东方红》，于是我们就开始“早请示”。村里百姓集中在村头的场子上，面对着一堵有毛主席像的矮墙，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喊着“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随后就上早工。

后来我们会了一些技术活，于是分工有了差别，我和两个同学最高评到了8.5分，早工也涨到了1.5分，于是一天下来能挣到10个工分了，一个完整工的分值。而当时村里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钱。晚上下工，大家还会在队长的带领下到主席像前“晚汇报”，这之后才能各回各家。有时队里还会按上面的要求轮流安排晚上的学习，如读几天前的《人民日报》社论，阶级斗争在山沟沟里也丝毫不能松懈。

除了精神食粮外，我们首先还要解决基本生活中的吃喝。山里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类的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的下坪去买。附近几个村只有下坪一个供销点供应我们的毛粮，还要拉到这里来加工，如高粱去皮、小麦磨面、谷子退壳等。烟、酒对当地农民而言都是奢侈品了，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等于好几天的工分。

这里供应的油是麻油，一种大麻子产的油。当地农民都会在自留地上种大麻子，收下来熬油，存着过年或有客人来时用，平时用的都是动物油，如猪油、羊油等，记得村里曾给我们准备了一挂羊油。当地人化羊油时，用的是圆底的铁锅，在热油中横穿放入两根麻绳，油冷了之后，就变成了硬邦邦的一坨，拉着绳头就整个提起来，挂在墙上，每次炒菜时用热锅铲削下一块，也可以用刀削下来再炒菜用。

一开始大家都不习惯吃用羊油炒的菜，许多人一闻那股味就吃不下去饭，但时间久了，肚子饿了，慢慢也就习惯了。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在家做饭，偷偷跑到老乡家买了十几个鸡蛋，自己在家煎鸡蛋吃，一铲子羊油煎一个鸡蛋，一连吃了十几个。等我们回来，羊油少了一大块，这同学也捂着肚子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想象当时的生活状况。农村现在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当时，吃肉是极大的奢侈。临近春节，我们就与小学教师一起按当地习惯来了一次“打平伙”，即今天的AA制。每人出2元，6个人出了12元，来了一次聚餐。当时的生活费也就每人每月1块多，村里的羊10元钱一只，当然最值钱的羊皮要交公，一只羊有20多斤的骨头肉，又请了几个常帮助我们的老乡，大家美美地大吃了一顿。

同村的另外三个同学则是第二批随着女十中（北京市第十女子中学）的同学一起到延安的。按照北京市的安排，一个男校学生下乡，同时要配一个女校的同学，否则无法调节男女比例和进行劳动力安排。我所在的郭庄大队，实际有四个小队。我们第一批来的五个男同学没有分配到其他队，大队原想等人都到齐了再一起分配到其他小队，结果我们就“占领”了有利地形，也坚决不分开。

等第二批的三个同学到了时，实际是三套行李，两个人，其中一个在出发的前一天去当兵了。另外两个一个是相声《昨天》的创作者、海政歌舞团团长的儿子，姓赵，后来当了海南省海关关长，父亲因为相声《昨天》被打倒了；另一个则是赵的亲戚，他连自己的父母在哪儿都不知道，十五岁的一个孩子，只好被赵一同带来插队了。他们俩就都随着女同学们分到了更高的山里，一起去了其他队。

当天半夜，我们整体出动，像鬼子进村一样，迅速将两个同学和三套行李扛回了我们所在的村，住在了一起。第二天队里来与我们交涉，坚持要按男女合理搭配进行调整，但我们团结起来坚决不同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窑洞中没法同时住男又住女，原来的一个半窑洞，队里是想将男同学安排在主洞，女同学安排在半洞之中啊！

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大多情况是一个窑洞中住着一家男男女女，更有一个窑洞中住了两个家庭，而这对于城里来的学生而言，则成了一件难以接受的大事。不但男同学们不干，女同学们也不干，而我们的男队长再也拿不出更多的窑洞来让男女同学分开住了。

另外两个小队也同样上报公社，北京来的老师们不同意男女共居一洞。于是我们的斗争成功了，七个男生都集中在了一个队中，可怜的是那些我根本没见过面的女同学们，她们只好分别进了深山沟。

我们并不在乎没有女同学帮助做饭、洗补衣服。我们这些父母被打倒或关押在干校的孩子可不是一般的城里学生，早就学会了独立生存，既能自己做饭，也能洗衣缝补，做个针线活。可是苦了那些女孩子，每天下山挑水就不是件轻松的事，连我们也是从半桶水挑起，经过一段时间才磨出来的。每逢刮风下雨，这短短的一段山路就变成了艰难的旅途。黄土地的山坡，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泞，光着脚都打滑，挑着两桶水上山就更不是件轻松的事了，弄不好就连人带桶一起滑下了坡。

让几个女孩子担如此重担，定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我们这些男校里长大的男孩子们当时没学会怜香惜玉，既没有去了解她们的难处，也没有想过与她们联系，同在一个大队中生活，既不知她们的过去，也不知道她们的现在，甚至连姓啥名谁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我走了以后，据说因为纪念“八·一八”活动（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闹出了大事，整个村的知青被公社解散了。据说与有人要整王岐山有关，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动，将我们村的几个同学分别“发配”到了其他的知青点，以解后顾之忧，这个男生聚集的知青点就被彻底“消灭”了！

冬天的主要农活是铡草，为牲口准备饲料。我们刚到农村时正是村里最闲的时候，除上山打柴之外，还没有太多农活安排。偶尔队里会安排铡草，铡的其实不是草而是玉米秆、谷子秆，铡草要两个人配合，一人按铡刀，另一人往铡刀下喂料。开始我们力气不够大，由于使不上巧劲，完全靠手臂的力量，一大捆玉米秆送进去根本铡不断，就从少量的半捆开始，后来就和成年人一样能干了。

喂料也是一种技术活，一捆草要用右手按住，左手前推，双手合力将草把住，不能散了，有节奏地每次向铡刀下移一寸左右。配合铡刀下降的同时，草捆不能后移，否则一松就铡不断了。草长的时候还好弄，短的时候就容易连手都伸到了铡刀下了。每铡一刀，草中的尘土就扑鼻而来，草末子也四处乱飞，喂草的人一会儿就从头到脚都变成灰的了，除了眼睛还闪着亮光，就分不清其他的五官形状。

尤其是低着头喂料时，草渣子会从后衣领顺着脖子钻进衣服里，爬满整个后背，摩擦刺痒得厉害，晚上回去后背是一片通红，还没个地方洗澡，只能在窑洞中飞快地（因为太冷）用湿毛巾擦洗。这大约是我们下乡之后学到的第一门带有技术性的农活了。

村里的秸秆不够牛吃，还要到山外去买。一次购买玉米秸秆，有几个北京来的不愿参加，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了。先要走30里的山路赶到安塞，再背着一人多高的秸秆赶30多里山路回到村中。当时陕北家家都有这种特殊的背具。背具是一根长长的绳子，中间有一根柳树枝编成的圆木环。背柴背草的时候，将绳子放在地上，草放在绳子上，再将绳子穿在木环上，拉紧捆实，背的时候，就将绳子的两端拴在肩膀上。

背驴毛麻袋也是如此。驴毛麻袋是圆的，直径足有脸盆大，有一人高，不像一般的麻袋那样扁宽。这主要是因为运输方式不同：扁宽的麻袋适合平摞得很高，方便车、船运输；山区的长麻袋还适合于搭在牲口背上，防止掉下来。当我们背起这堆玉米秸秆时，几乎就看不见人了，只能看到一堆玉米秸秆在移动。

星星还在眨眼，我们就爬起来一路夜行，吃过早饭入市，去晚了集市上的玉米秸秆就卖光了。回程重负在身，走不了那么快，走几里地就要歇歇脚喝点水，中午还要吃点干粮，最后的路几乎是咬着牙拖着身体行进了，不光身上的玉米秆变得越来越重，连双腿都变得不像是自己的了。脚上起了泡，整个人都变得沉重了，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把秸秆背回去的。

在村里人看来，这是一件很艰苦的事，而我们两个城里来的娃竟然和村里的壮劳力一样完成了任务。当晚那一觉，大约是我到延安后睡得最沉的，连羊圈里的咳嗽声都没听见。也正因此，我们赢得了贫下中农们的信任，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最先提高了工分。

只有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看到了自己亲手种出的粮食，非要尝尝鲜。尽管我们上半年所有的劳动成果都不够换成钱来买这些分到的麦子。几个同学拿到所分的麦子，当时就去磨面。队里专门供队员拉磨用的驴已经下班，我们就自己推磨，自己摇箩。本来这个麦子要先后磨多遍（一般九遍），过多次箩，从细到粗，然后将先后箩出的面混合，剩越少的麸子越好，或者变成全粉面，不留麸子，但我们却只磨了两三遍。箩过三遍之后，我们就拿着这些白面（精粉）迫不及待地去和面蒸馒头了，结果蒸出来的馒头又硬又黏根本没法吃。

一次休闲活动中，大家骑着小学教师的自行车玩耍，从自行车上摔倒，将右胳膊摔折，肘关节脱节并骨裂。当地没有医疗条件，我就和另一位大拇指也出现骨折的同学一同回京治伤。

之后任志强又去了东北的去了莫力达瓦插队，莫力达瓦要比延安富裕许多。时间不长，任志强接到一封电报，从莫力达瓦去了济南当兵，结束了插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