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佳昕 北京报道
中国居民消费正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一边，是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平台破纪录的成交额、深夜抢快递柜的快递小哥、每天收十几个快递的“剁手族”；另一边，则是低于预期的社零数据、方便面和榨菜销量的回升、遇冷的国庆档电影票房。
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根据京东提供的数据，今年双十一智能马桶盖、高端手持吸尘器、洗碗机、宠物智能用品等商品的热销，凸显了人们追求享受型消费的升级趋势。业内专家也纷纷发声，认为消费升级是毫无异议的，降级没有理论与现实基础。
不过，下滑的社零数据、十一黄金周不理想的旅游市场，说明当前消费存在着一定的下行压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告诉记者，消费水平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收入水平，收入增长越快，消费增长也越快；二是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可以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增加。
李实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是较为重要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方采访后了解到，90后、银发族和农民工群体极具消费潜力，但受制于不同的收入分配困境，消费需求无法充分释放，因此需要继续推进多种方式的收入分配改革，如缩小收入差距、为农民工群体确权、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
消费分化明显
尽管消费升级趋势毋庸置疑，但近期的数据所反映出的消费形势并不乐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黄金周七天国内游客和收入同比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增长，创近十年新低。同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十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6%，较九月下滑了0.6个百分点。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破纪录的销售额。
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孟凡强表示，十月社零低于预期有部分因素是双十一带来的“延迟消费”效应，但也不能忽视当前居民消费不振的现状。
在他看来，电商消费的繁荣有多方面因素，一是网络为人们消费方式带来的转变；二是电商经济带来了成本降低，消费者集中选择双十一消费主要考虑到商家的降价优惠，这恰恰可能是消费能力不足的表现。
26岁的职场新人刘富（化名）的购物经历印证了上述观点。他告诉记者，一个月前他在商场试用了一款颈椎按摩仪，有意购买但觉得价格太贵，因此放弃。后来在电商平台上发现同款商品双十一可降价200元，最终他选择等待双十一到来在网上“剁手”。尽管晚使用了一个多月，但刘富觉得省下的钱是非常值得的。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涉及居民消费的吃穿用、住行、文化旅游体育、养老等多领域的促进消费政策。
李实表示，居民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份额在新世纪开始后不断下降，其中有一个时期出现了急剧下降。虽然最近消费份额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非常小。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份额的下降需要重现。
“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体现在，收入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影响消费，因为收入越高的人，消费占收入比就越低，收入低的人却没钱消费。我们的研究显示，最近几年我国收入差距基本上处在一个高位徘徊的状态，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缩小，是不利于消费的。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李实说。
释放90后、银发族消费红利
在众多的消费群体中，90后、银发族的消费潜力被市场所看好，在今年的双十一中，两大群体“买买买”的成绩也颇为亮眼。以京东为例，2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数比2008年增长了4.1万倍，明显超过全站用户总量的增长速度。他们追求生活情趣，注重面部保养、家饰家装，爱买“新、奇、酷”的商品。
另外，京东大数据显示，老年用户的网购热潜力正在释放，相较全站水平，老年用户的人均购买力增速领先近20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购买洗碗机。
同样，记者从苏宁易购(11.610, -0.02, -0.17%)获悉，今年双十一90后消费者占比首次超越80后，成为消费主力军。
不过，尽管90后、银发族开始“崭露头角”，但两大群体却面临着不同的收入分配困境。李实告诉记者，两大群体的收入水平都不是很高。老人基本上靠退休金，且退休金的增长低于整个收入增长水平。人口的老龄化会扩大这一群体，带来消费总量的增加，但老人的消费观念也较为传统。
而90后的消费习惯则和老人完全不同，其消费占收入比很高，将来会成为庞大的消费群体。但由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水平偏低，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支撑作用还没有特别明显。
除了收入，最大的90后已接近而立之年，面临着结婚买房子等一系列人生拐点，他们的父母，也即将变老。孟凡强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房价高企对其消费支出的过度挤压。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使90后大多背负了高额的房贷、房租，导致其无力消费，这种影响甚至传导至其父母、祖父母，使全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在降低。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是以家庭为基础。无论是90后还是老年群体的消费支出都要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如果收入分配情况得不到改善，消费不振的现状仍难以扭转。”孟凡强说。
另外，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农民工群体同样不容忽视。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这一群体消费的提振将成为促消费的重要突破口。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章莉表示，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缺乏社会保障，若加上五险一金，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没有养老、医疗保险，未来缺乏保障，农民工群体自然不敢消费。
章莉认为，应把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土地权利应尽快确权，避免造成“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局面。
孟凡强建议，推动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应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稳定收入增速，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这是消费提振的基础；二要缩小收入差距，做到调节高收入、增加中等收入、提高低收入。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要增加，这一群体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三是收入流动性还要继续增强，完善要素价格机制，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分割和市场垄断。
“近年来我国提低的效果较为显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来源。未来可以继续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孟凡强说。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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